谁点燃了巴黎?

12-11 16:55 | 青年参考来源: 青年参考

“感觉就像革命。”法新社称。从巴黎歌剧院到凯旋门前的福煦大街,从长长的里佛利街到奥斯曼大道,巴黎最富丽堂皇的街区成了城市游击战的舞台,香榭丽舍大道浓烟滚滚的照片传遍全球。


谁点燃了巴黎?是穿着黄背心的人群。这些来自法兰西底层的人,自视从不为巴黎所重视的人,每月月底都为生计发愁的人,被“环保税”引爆了愤怒。

12月8日,“黄背心”们继续在巴黎示威游行。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黄背心”撼动法兰西


弗洛里安·铎在折扣超市里徘徊,他的购物车里只有一包售价5.28欧元的香肠。这天是11月25日星期日,正值月底。“我的工资和我的老婆已经离开10天了。”他对《纽约时报》感叹道。


如何在一穷二白中熬到发薪日,是铎每个月都要面对的挑战。他生活在法国克勒兹省的首府盖雷市,和这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每月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日子为生计担忧。


这让他很生气。因此,他用仅存的积蓄驱车400公里,去巴黎参加如火如荼的抗议活动。首都的警察和宪兵用催泪瓦斯、水炮及橡皮子弹“热情欢迎”他。“我们知道他们被派来对付我们。”铎说,“我知道他们不是来当好好先生的。”但抗议者们发誓一步也不后退。


“黄背心”抗议运动是像铎这样的普通人发泄愤怒和不满的方式,他们想以此遏制不断侵蚀生活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这场运动一开始被法国媒体称为“抗议”,之后变成“起义”,如今已演变为“1968年以来法国爆发的最大动乱”。


最初,人们为抗议汽车燃油税上涨而走上街头,但一个月来诉求逐渐加码,运动规模随之升级,并在11月24日达到了顶峰——当天,全法有超过16万人参加抗议。


12月8日,第四波“黄背心”抗议有12.5万人参与。内政部宣布当天逮捕了1300余人,有135人受伤,伤者中17人是警察。


抗议蔓延到比利时和意大利,愤怒的抗议者围攻了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塞尔维亚,一名反对党代表在议会警告称:“我们希望汽油价格正常,否则街道上会出现‘黄背心’。”


所有示威都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没有任何政党或工会组织能骄傲地自称他们领导着运动,他们顶多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抗议者主要依靠社交媒体进行串联,自行上网采购他们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黄背心。自上个月开始,他们自发地从法国贫困的农村地区来到塞纳河畔,如今政府已无法忽视他们。


12月2日,总统马克龙出现在巴黎街头,视察了被潦草涂鸦的纪念碑和受破坏最严重的商业街。彼时,抗议活动已在法国各地造成3人死亡、26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马克龙召开了危机内阁会议,讨论是否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此前,他坚称自己的政府与过去不同,无论民众如何抵制,他都不会退缩。在法国推行改革或许比在其他任何西欧国家都困难,马克龙坚信自己需要展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


然而在抗议者看来,这是“富人的总统”冥顽不化,对民众的担忧充耳不闻。


燃油税成为导火索

里佛利街、奥斯曼大道上破碎的玻璃橱窗和被烧毁的汽车引起了马克龙的注意,但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从盖雷这样默默无闻的城镇起源的。在法国,这类城镇有独特的称呼:外省。自波旁王朝开始,在精华荟萃的巴黎眼中,外省就是乡巴佬的代名词。


盖雷有1.3万居民,是克勒兹省唯一人口上万的地方,名义上是省会,但更像个规模较大的村落。它位于法国中部的连绵山谷中,远离大城市,也远离繁荣和富裕。《纽约时报》记者来到盖雷时正逢周末的下午,市中心广场的咖啡馆里空无一人,被烧得焦黑的汽车骨架点缀在暮气沉沉的火车站前的小停车场上。


一种沉默的恐惧啃噬着每一户家庭:每月20日左右工资全花光时,会发生什么?账户余额为零,我还能往冰箱里填什么,又该拿什么来付电费账单?我今天该省掉哪顿饭?怎么跟妻子开口,告诉她这个周末也没法出门?


每年两次,莉缇蒂亚·德波特当农夫的父亲会给她一些肉,这份馈赠冻在她家的冰柜里,是这个六口之家仅有的肉食来源。山区的最低气温已接近零度,乔尔·迪科和妻子洛斯里纳靠砍柴取暖,因为他们买不起天然气。


但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引发骚乱的原因,并不是贫困。不断折磨着众多小城镇的不安,才是愤怒的根源。这些贫穷的地区被称为“另一个法国”。

“我们生活在压力之下。”46岁的法布里斯·吉拉尔丹对法国《世界报》说。他原本是装修工人,如今靠替人照顾宠物为生。“每个月的月底我们都要问自己,食物够吃吗?”


200多年前,这些法国老百姓的祖先问过同样的问题。他们掀起法国大革命,以“无套裤汉”之名被载入史册。如今,服装再次成为抗争者的象征符号。黄背心是底层劳动者在街头工作时穿的安全背心,“无套裤汉”们的后代“黄背心”们是卡车和校车司机、护士、失业的电工、家庭主妇、仓库搬运工、兼职公务员、建筑工人,以及拿残疾补助的失业者。


铎的儿子9岁了,从未去度过假。作为仓库经理,铎每月挣1300欧元,工资到账后“立即从账户上消失”——缴完所得税和电费等高昂的公共事业费用之后,便所剩无几。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2017年每月实得工资中位数约为1700欧元,意味着该国一半劳动者的工资低于这个数字。法国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社会安全网之一,其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社会福利,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但这同时要求法国劳动者支付全欧洲最高的税,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须缴纳20%的增值税。马克龙宣布的上调燃油税计划,每升柴油仅涨价5.7欧分、汽油2.5欧分,还是成了点燃巴黎的导火索。


问题的根源是“不公平”

点燃愤怒的是燃油税,但“黄背心”是在发泄他们对政治、税收、薪资的不满,以及“总统已经与民众失去联系”的沮丧。《世界报》称,民意调查显示,77%的法国人支持这一运动。


“黄背心”运动似乎是法国社会深层矛盾的体现。抗议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专业背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政府尤其是对总统的愤怒。“他们代表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群体。”语言学家阿尔宾·瓦格纳在法国《回声报》的专栏中写道。


白天,铎和其他示威者在盖雷城外的环形交叉路口中间抗议,晚上住在临时搭建的防水布遮蔽物和帐篷里。简陋的营地上拉着横幅,潦草地写着“人民的爱丽舍宫”。“马克龙,他跟老板是一头儿的。马克龙,他跟人民过不去。”一位歌手伴着收音机的音乐哼唱着。


铎已经待在这里几周了。来往的汽车以鸣笛向他们表达同情,但抗议者们知道,他们的呼声在权力中心那里依然微不可闻,这就是他们决定去巴黎的原因。12月7日,他们又一次登上开往首都的长途汽车,包里装着抵御催泪弹伤害的护目镜。


盖雷的抗议者大多觉得“政客们都一样”。《纽约时报》称,当盖雷市长米歇尔·福涅尔来看望抗议者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


“只要运动继续下去,我们就会一直追随。”德波特说。她和丈夫一起参加了12月2日的抗议。“我们活着,但我们活得小心翼翼。我们没钱进餐厅,生活中所有的小乐趣都消失了。”她丈夫说。他的父母一生劳苦,却还是坠入贫困,如今父亲住在养老院,母亲依赖慈善机构提供三餐。


而铎的愿望是唤醒法国精神——自由,平等,博爱。如今,这些价值观的具体代表是燃油税。他觉得“黄背心”成功地难倒了政府,“他们(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真的很恐慌”。


在他看来,政府的回应使情况变得更糟。“人民要求减税,他们却回答‘环保更重要’。”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似乎也感到这有些讽刺。“人们不想支付大笔金钱……去保护环境。”12月8日,特朗普抓住时机,在推特上再次批评美国已经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


实际上,抗议者不是不想付钱,他们只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穷人要为开车付更多钱,而经常乘飞机、制造了更多污染的富人却能享受到马克龙政府的减税。


“法国必须保护环境,是的,但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改变,不仅仅是劳动人民。”出租车司机帕万对《华盛顿邮报》说,“为什么小人物掏钱,大人物不掏?人们觉得不公平。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本文即将刊载于《青年参考》报12月13日A04版


作者:袁 野

责任编辑:张丹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