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表示：这次向两会提出修改教师法的议案，教师法要明确写清楚教师具有教育惩戒权。
教师管教学生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世易时移，谁能料到教师不愿管、不想管居然成了困扰各方的一个教育难题。罚站不敢罚太久，批评不敢说太重，不乏有教师直言：只会口头批评和告知家长两招。
正因如此，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要恢复教师的教育惩戒权，让教师敢于管孩子。缺乏惩戒的教育是缺钙的教育，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适当的批评。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适当惩戒是教育者的义务。儿童心理学开创者皮亚杰则认为，适当的惩戒可以让学生树立规范意识。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也明确规定，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教育部有关防止欺凌的意见也提出教育惩戒的必要性。
教师具有教育惩戒权，固然已成共识，但如何推进和实施，相关各方依然存在分歧：家长希望教师能多管管孩子，但又害怕惩戒不当会伤害孩子；教师拿捏不准教育惩戒和变相体罚的边界；学校担心引发事端……
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推进和落实教育惩戒，当然不能只依赖现有规章政策，应当解决上位法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均无教育惩戒权的相关表述。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提出修改教师法，明确教师具有教育惩戒权的建议很有必要，彰显了依法治教的理念。
在法律中落实教育惩戒权只是第一步，还必须解决如何规范操作的问题。教育惩戒是出于对学生的爱，而不是发泄性的惩罚，这不难达成共识。但理论层面的共识，并不足以完全化解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学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该接受教育惩戒？教育惩戒有哪些方式？由谁实施？出现争端又该怎么解决？
这些具体细节问题不落实，教育惩戒权就只停留于理念和概念层面。而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在上位法中完全明晰。换言之，解决了法律授权的问题之后，还有赖于自下而上的积极探索与配合。
令人欣喜的是，已经有地方政府和学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青岛市政府和常州市局前街小学的率先“吃螃蟹”举动，就引发了舆论的高度赞扬。相对于一纸规定的地方性规章《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开听证会酝酿推出惩戒制度，无疑更细致、更具操作性。
将惩戒权上升到可操作性、机制化的条款，让每所学校都建立适合自己的惩戒条例，并接受家长、社会的监督，确实是恢复教育惩戒权最为稳妥的方式。当然，教育惩戒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学校出面，都需要一个长期而且反复的过程。况且，现实永远比设想的要复杂，即便制定了具体的惩戒细则，也不见得就能囊括所有的事情。事缓则圆，既要各方共同发力，也要稳步推进，恢复教育惩戒权绝不能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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