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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也就是说，未来教师资格证能否申请成功，还要看是否有性侵违法前科。而在本次全国两会开幕前夕，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了一场主题为“女童保护”的座谈会。会议发布了《“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2018年媒体报道的317起案例中，有210起是熟人作案，其中师生关系有71例。
在2018年11月，深圳市检察院也通报过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相关情况。仅在2018年1月至10月，深圳市共发生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强奸、强制猥亵、猥亵儿童等刑事案件14宗，有21名未成年人被性侵。这些统计数据仅仅是在被媒体曝光后或由检察机关介入后采集的，相信未被曝光的数量会更大，由此也令我们不得不相信，教师性侵学生的情况已经严峻到不容忽视。
回到具体的解决策略，最高检提出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的做法，实际上在两年前的上海已经开始试点。2017年7月，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将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等行为的违法犯罪人员纳入“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并禁止该区从事未成年人服务的教育单位、培训机构等录用有性侵未成年人前科的人员。
截至2019年1月底，闵行区检察院的黑名单信息库已录入3800余人，共完成对11000余名在职人员的信息筛查和对1000余名新招录人员的信息查询。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入职查询范围不仅包括公立或私立的学校，还包括教育培训机构。在城市地区，教育培训市场极度发达，大量学生会接触到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所以完善教育培训机构的入职查询同样非常重要。
不过，相对于就业准入门槛上堵住有性侵前科的人，对学生开展预防性侵安全教育可能更为关键。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于欣伟就对南都记者表示，她已经在提案中建议“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家庭和学校在性教育方面的缺乏，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甄别老师的行为是否属于性侵。在许多学校，生理课要迟至中学才开设，而即便开设了生理课，课堂内容之枯燥也足以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
相对而言，城市学校、培训机构所曝光的性侵事件更多。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城市学校里的老师更糟糕，而只是因为广大乡村学校长期处于舆论监督的视线之外。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绝大部分生活在乡村，就读于乡镇学校。此前曾有媒体调查指出，宁夏灵武市一个村庄内一年间有12名幼女在村里的幼儿园被教师性侵，其中11人是留守儿童，而这个村庄总共才100多户人家。
留守儿童的困境看起来像一个无解之题，不过，这恰恰显示了在义务教育中尽快纳入儿童防性侵课程的必要性。相对于其他方式，现存的公共教育体系可以更高效地完成辨别和防范性侵的知识传授任务。加上乡村司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乡村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也有希望再上一个台阶。
责任编辑: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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