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着“京片子”的售票员(散文)

03-23 09:57 | 中国青年作家报来源: 中国青年作家报

作者|中华书局 刘晗

在北京乘坐公交车,一站一停,如同给街巷之间画上逗号,上上下下的乘客也翻新了车内的景象。甭管车内乘客站着、坐着,总有一人坐在高出一等的台阶座位上迎来送往——售票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乘公交车,乘客有的借着窗外看见什么景儿,遇见什么事儿大发感慨,虽说萍水相逢,第一次见面也能闲聊两句,那熟稔劲儿就像老友。不像现在车厢里大家全在闷头刷手机,一机在手,哑口无言。车厢安静了,公交车里行走的文化也随之淡化。

如果说司机肩负着全车人安全的使命,那么售票员就是维护秩序的监督人,一里一外配合得当方能顺当行完一程。逃票的、不按车门上下的、随便乱扔东西的都躲不过她的火眼金睛,还有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吆喝找个零钱什么的,提醒大家伙提防小偷儿和咸猪手,给晕车的乘客以援助,赶上雨雪天车里走道的卫生就要格外重视……总之车内的事全靠她一人负责。说了半天,这些仅是售票员的“副业”,而报站、卖票才是她的“主业”。现在的公交车上配备了安全员,售票员的工作自然少了很多。

北京公交车上售票员的报站出现在不少作品中,比如姜昆、李文华的相声《我与乘客》,马晓晴、贾宏声演的电影《北京,你早》,说的就是北京售票员吞音吃字含混不清给乘客造成了不便。总结起售票员的报站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首字发声高亢明亮;二是弱化中间字的发音,“菜市口”说成“菜日口儿”;三是末字儿化音拉长声儿。这独特的报站口音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念叨,报站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化的提示。

京片子,男人讲出来“痞”,女人说出来“飒”,有人说北京售票员态度恶劣,这位恐怕对北京话的腔调有些许误解,京籍作家王小波也曾为此辩护。现如今呢,不管乘客爱听的还是厌烦的说辞,那些活灵活现,画面感及其生动的语音都被电子报站代替了。

公交车行程途中变故颇多,有经验的售票员装备一应俱全,除了工作必备的,还要自带套袖和水杯。戴上套袖以防衣服弄脏,也耐磨。沏了浓茶的水杯子大多是罐头玻璃瓶儿,杯子外头还套上简易杯套,钩出的花样儿透着心灵手巧。这套装备也成了不少小孩过家家玩游戏的模仿对象。行车过程中,售票员坐在车门旁的高台儿上,高出普通乘客座位一大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收了乘客递来的买票钱随手扔进随身挎的包里,用红色或者蓝色的铅笔在车票上迅速划拉条线,撕下来这张做过记号的递给乘客。收钱、撕票儿、找零一气呵成。这个随身携带的棕色或者黑色的包,形态类似口金包。卖票的同时还要查月票,维持秩序,嘴里不停叨咕着“往里走往里走”,一连串乌涂的念叨督促着乘客,疏散聚集在车门附近的人群。

待汽车启动,乘客们各就各位,售票员便有空清点刚收上来的零票儿,连同包里攒的一起捋整齐,按圆角用金属夹子分门别类。赶上有匆忙上车没顾得上买票的,还得在车里“打串儿”,也就是在车上走上一圈给乘客补票。公交车行进过程中免不了急刹车,在动荡的车里顺畅行进,不被乘客踩了脚成了售票员保护自己长期练就的功夫。快到下一站,也少不了听到预告,初到北京的因听不清报站错过下车的大有人在,一是方才说过的北京口音异于普通话的几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名不按常理出牌,比如马家堡(“堡”读“铺”)、国子监(“监”读“见”)、积水潭(“潭”读“摊”)、白纸坊(“坊”读“方”)、西河沿街(“沿”读“艳儿”),差别最大的当属“大栅栏(“栅栏”读“拾烂儿”),不知情的说出来问路,前门大妈准当场纠正一遍发音。

售票员一程走下来辛苦自不必说,社会地位也不高。电影《股疯》里,潘虹扮演的售票员阿莉就一门心思扎进股市,希望能改变一家人拮据的生活状况,由此上演一场场闹剧,可见当时人们赚钱致富心切,按部就班的普通工作已经够不上一日千里的心了。

如今无人售票和电子化的普及,鲜少有机会听到人工报站了。街头巷尾的叫卖声、售票员的报站曾经都是北京话流动的、鲜活的素材,他们的存在让人能真切地感受到你来到了一座叫“北京”的城市。

售票员凭着一张嘴,操着脆生的京片子,如同相声的捧哏演员,陪衬着驾驶员,给坐车的诸位带来归属感,这是量活儿的地道。如今,他们渐行渐远,北京口头文化也只能在文艺作品中再现了。




作者:刘晗

责任编辑: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