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五四运动与青年发展
特 别 推 荐
在五四运动10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重启和激活五四话语，对于传承五四精神、实现中国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五四先贤的强国梦想、100年来人民的创新实干，成就了中国的新时代。而作为“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的中国青年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寻梦追梦，成为传承五四精神、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本刊“特别观察”，特邀三位学者石仲泉、陆士桢、张治银等从不同视角深入分析五四精神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影响，解读五四时期青年的选择及其后的分化，剖析100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彰显的时代与青年的辩证关系。期望这种从不同视角对五四运动革命运动、思想文化运动、青年运动不同属性的思辨，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给“强起来”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及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以及青年发展带来更多的启示。
五四百年：一部思想解放的史诗
■ 石仲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摘要】五四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也是爱国主义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开启了近代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长河。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思想解放经历了五次大高潮：一是五四运动；二是延安整风运动；三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四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五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胆反腐倡廉。这五次思想解放高潮的辉煌成就告诉我们，思想解放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
【关键词】五四百年 思想解放 新文化运动 发展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是进步的中国人无比兴奋激动、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它具有新文化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两大内涵，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自鸦片战争以来，神州大地上爱国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连绵不断。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中西文化高度交融、冲破封建罗网的新文化运动打碎了中华民族长期的思想禁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爆发的爱国主义运动，将五四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在政治导向上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主义性质，在思想认知上开启了近代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长河，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这个巨变，从思想认知方面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艰辛辉煌的运动。
一、五四百年来思想解放的五大高潮
五四运动百年，对于进步的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为寻找救国济世真理，追求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不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代又一代人坚持思想解放的过程。只有思想解放，才能获得救国真理；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制定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然而，思想解放既不是径情直遂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由于主客观方面诸多原因，思想解放的历程如同大海的潮水：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集中、波澜壮阔，处于高潮态；有时则相对缓和、平静，为非高潮形；有时则为不见波浪的退潮状。
五四百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思想解放有五次大高潮。第一次大高潮是作为百年来思想解放源头的五四运动本身。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国拯民，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西方引入近代文明。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引入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猛烈地批判宣扬封建礼教的旧文化，使上世纪末由维新变法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汹涌澎湃而来，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革命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1］当时的先进分子面向世界，在广泛接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中，选择了通过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五四革命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出世了。从这方面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五四运动直接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也由于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它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第二次大高潮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虽然经历了两次胜利，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党的领导层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但这“两化倾向”没有根本扭转。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路线上说，就是破除这“两化倾向”， 批判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及政治路线，因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经过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确立了它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为后来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包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内的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胜利。
第三次大高潮是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基础上召开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做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开启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次伟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以及中国共产党本身都遭到严重伤害。“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处于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受“文革”那种思维定式的毒害而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冲决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的思想束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从而揭开了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近30年后纠正自己错误的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我们国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
第四次大高潮是以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为开端，以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标志而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处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还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方面，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是西方化、自由化，像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易帜”，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需要作出明确回答；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产生了怀疑，出现了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回到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的老路的困惑。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问题，驳斥各种错误观点，消除了一个时期许多人存在的迷茫。他指出：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2］这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认识获得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南方谈话”因而被称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它的直接理论成果就是党的十四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和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其实践成果就是我们国家掀起了新一轮更加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从未有过的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
第五次大高潮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对四风”、惩治贪腐的斗争，成功挑战了西方国家和全盘西化论者所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不可能。一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只有实行两党制才能反腐败”的价值观甚嚣尘上，认为中国共产党“反腐党亡，不反腐国亡”的谬论广为流传。但是，党中央不信这个“邪”，破除了许多人的三大顾虑（一怕损害党的形象；二怕影响经济发展；三怕波及社会稳定），决心猛药去苛、重典治乱，义无反顾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短短几年，“打虎”“拍蝇”“猎狐”，全覆盖、零容忍，党和国家的面貌实现了惊天逆转。我们党反腐败，党未亡、国也未亡，并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这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反对腐败，并以铁的事实粉碎了“只有实行两党制才能反腐败”的谬论。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从思想路线方面而言，就是坚持解放思想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不解放思想，怎么敢这样刮骨疗毒、自我革命呢？绝不可能！因此，这是五四百年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大高潮——只是它表现为不同于以往的非典型形式。但我们绝不能因为这种非典型性，就否认它是思想解放的大高潮。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展现。
二、五四百年来思想解放的主线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百年思想解放的主线，是获得、传播、学习、研究、信仰、掌握、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具体地说，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使之不断地在中国具体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神州大地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一）在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大潮中，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主流，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怎么认识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大潮的主流？多少年来，见仁见智。客观地说，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一直将眼球盯着西方，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但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袁世凯复古倒退的逆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端，促使思想界深刻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是难以救中国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需要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既是文化的觉醒，也是思想的启蒙。在鞭挞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蜂拥而至，竞相宣传所崇拜学说的媒体如百舸争流。在令人炫目的奇花异草中，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它的粉丝和追随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有着其他西方社会思潮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说服力，易被如饥似渴寻找救国之道的先进分子所接受。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希望。那种兴奋的热情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大量引进来。那时创办的400多种新刊物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内容或在一定程度上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达200多种。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的《新青年》很快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体。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等大量出版，成为哺育先进分子的乳汁。二是走出去取经，探求、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时取经主要有三个方向：向东走留学日本，将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译成中文进行介绍；向西走旅欧勤工俭学，到法英德等国攻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向北走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留学，并迅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
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有两位巨人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一位是陈独秀。他有着反对军阀统治、谋求民众幸福的历史担当精神，是个有强烈行动气质的革命家。他创办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呐喊，勇敢、坚决地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的思想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后，迅速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另一位是李大钊，他比陈独秀小10岁，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给陈独秀以很大影响，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坚定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洪流。在五四爱国运动后，他主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有了南陈北李两位思想解放巨人建党的努力，神州大地终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思想解放大潮的新生儿。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为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了重要准备
一个时期，对延安整风运动有不少负面说法。其实，持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完全了解延安整风运动历史。要对这段历史有正确评价，一是要全面地了解和研究那几年的史实；二是要有正确立场、观点、方法的价值取向。延安整风运动不可能没有缺点，但那种将整风运动说成“权力斗争论”的观点，却是没有任何站得住的史实根据的臆断。全民族抗战展开后，共产国际已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袖地位。1937年12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3］1938年9月，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路线正确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意见。因此，延安整风运动根本不存在毛泽东为争夺领袖权力而斗争的问题。
为什么将延安整风运动定位为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大潮，并且其主流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这次运动是要使我们党从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解放出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在不成熟时期，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现象，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一些人开口闭口就是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不问中国具体实际。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讨论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问题时，博古就引经据典，不赞成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认为这是背离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当即指出，我们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得出的认识。难道这样做就是对老祖宗“不忠”“不孝”吗？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在抗战前期，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因此，毛泽东在做整风动员讲话时多次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两种态度，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我们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他批评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时指出，一些同志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很会的，但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则是不会的。他们学习马列理论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列的。这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他还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以降妖捉怪一般。”“直到现在，似乎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4］经过整风运动，博古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应负更多的责任。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这些年才深深地认识到教条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危害极大。”因此我们说，延安整风运动，首先就是从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解放出来。
第二，这次运动是要使我们党从对待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解放出来，不唯上，要唯实。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听命于苏联共产党的。对于还不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产生这方面的错误倾向有其客观原因。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回到延安的王明，不问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侈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指责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与会多数人员长期受传统观念束缚，为王明的“钦差大臣”身份所蒙蔽，纷纷做了检讨，使毛泽东十分孤立。国共合作中讲团结不敢斗争的倾向，使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局面受到影响。皖南事变的发生，就与王明鼓吹两个“一切”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在1941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皖南事变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博古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曾指出，过去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我们长时间对错误没有认识，这次学习会检查，感到十分沉痛。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广大共产党人不仅从“唯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要从“唯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纠正那种单纯建立在“上级领导机关”的形式主义盲目态度。
第三，这次运动是要使我们党从过去统治中央3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完全解放出来，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上来。遵义会议没有提出那时中央的路线问题，那时的领导人就以为不存在路线问题。王明自视一贯正确，到1940年3月还将其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过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作为“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在当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问题。他指出，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但是，会上对此有不同意见。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根据毛泽东指示编辑了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等，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间的历史文献数百篇。它使许多同志了解到党的历史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同时，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承认错误，放下包袱，解放了思想。如毛泽东所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张闻天检讨说：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是路线错误，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通过整风运动，张闻天发生了巨大变化，赢得了全党的尊重，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延安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经过上述三大解放，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共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我们党不仅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还需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论结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经过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延安整风运动思想解放大潮的伟大成果。
（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党的近百年历史有两次伟大转折：第一次是遵义会议，第二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又一次伟大转折呢？这就不能不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说起，也不能不涉及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凡是”指导方针。
首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大规模建设，并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目标奋进。正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尽管那时的党政机关有消极腐败现象，社会上也存在一些阴暗面，但没有严重到要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群众性急风暴雨的政治大革命方法来解决的地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它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在党内根本不存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企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个伪命题。“文化大革命”搞“乱”的，是经过十多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骨干；被迫害的“反动学术权威”，许多都是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最严重挫折和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党心民意所向。
其次，1976年10月，党中央领导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为党和国家立了大功；此后也做了许多工作，社会在走向正常秩序。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揭批“四人帮”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受迫害的广大干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毛主席的决策。那时，有的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使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无法深入展开，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工作。这就严重背离了党心民意，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际上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ABC问题，究竟什么是真理标准，是历史实践还是领导人的指示？邓小平最早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准确、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5］在报刊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邓小平坚决支持，指出：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6］因此，批判“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其规模是空前的。
最后，为什么这次思想解放大潮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这是因为“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争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社会讨论各种意见都有，争执激烈，不能形成共识。思想路线不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前途命运问题就解决不了。因此，必须召开中央全会来讨论这些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指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评价这段历史时指出，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他还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邓小平和习近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既充分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根本缘由，又充分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因此，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在五四百年历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四）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它集邓小平思想理论之大成，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它论述的许多观点，诸如“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都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若讲“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最为突出的还是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构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有的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进行了探讨，但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在我们国家，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曾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善，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毛泽东甚至还提出过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等闪烁着耀眼智慧的思想，但不过是昙花一现，并非从根本上去否定计划经济。因此，囿于传统观念束缚或“左”的思想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鼓吹市场经济被视为离经叛道，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使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在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有的学者甚至萌发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但是，主流思想仍然是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没有被紧箍咒所束缚，改革开放伊始，就在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问题。十多年间，他前后讲了十三四次之多。最初，曲高和寡，响应者寥寥。历史的发展是个渐进过程，他个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愈益成熟坚定；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提高，逐渐赞同、接受他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能解放生产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还是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党的十四大报告正是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上述思想，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四届三中全会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政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五四百年来第四次思想解放大潮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成果。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到了新的高度，开启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征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贪腐、自我革命，成功挑战了西方国家和全盘西化论者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不可能，推动五四百年形成新一波思想解放大高潮。
在这次思想解放大高潮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实践上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同时，在理论上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涉及领域广、覆盖全面，科学内涵异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革命性、民族性、实践性特征。就理论传脉来说，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借鉴和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价值共识、精神追求、政治智慧、历史经验，因而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最新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同党的其他指导思想一样，作为发展的理论，它还会在党的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更高境界。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百年来思想解放的主线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和弘扬者。
三、五四百年思想解放艰辛辉煌的历史启示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大潮孕育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仅肩负起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而且超越这一使命，还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奋斗。百年历史，无论是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探索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乃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需要解放思想。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不解放思想不行，包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都需要解放思想。五四百年的思想解放之路，既成就辉煌，也极其艰辛。纵观五四百年，至少有这样几点重要历史启示。
（一）解放思想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既然五四百年思想解放的主线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百年历史之所以艰辛辉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要做到真正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党在幼年时期，如毛泽东所说，将马克思视为神秘的“先哲”，以为写在书上的就是对的，不问具体情况照搬照抄，因而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最典型的就是上述王明“左”倾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再就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1976年10月以后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出现“两个凡是”指导方针，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正义得不到伸张，林彪、“四人帮”罪行得不到彻底清算。尽管这两次政治错误性质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但思想路线上的错误是共同的。王明错误路线通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这才有全面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这两次教训是深刻的。前者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后者是对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搞教条主义。这说明反教条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此时反了别人的教条主义，彼时自己可能也犯教条主义；前人犯了教条主义，后人没有免疫力，不坚持思想解放，照样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因此，任何时候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破除各种迷信，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要采取科学态度，减少盲目性，增强彻悟性；减少唯上唯书性，增强求实求是性。
（二）解放思想要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一切从真实的现实和历史实际出发
解放思想，既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要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既有现实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历史的演变发展；既有对经济社会物质资源层面的认识，更要注重对人民群众诉求的倾听；既要注重当下的静态关系，还要关注现实的动态变化情况。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系，不是简单的平面图。具体说来，中国的具体国情至少有这样一些内涵：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文明古国、历史强国、近代弱国。中国国情既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状况，也不仅仅是社会阶级关系，而是涵盖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中国和世界等诸多要素的，是涉及中国的各种矛盾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人民群众、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有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历史发展、对外关系等内容。显然，这是思想僵化、奉行本本主义的人很难完全把握的。王明教条主义者缺乏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推行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和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就成了必然结果。如毛泽东所说：“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7］当然，要把握好中国国情，有一个认识过程。但王明教条主义者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故步自封，不愿深入了解它，就不能不造成那样严重的危害。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既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搞本本主义，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深入认识。还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真实的情况。延安整风时，他更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这就要“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8］。正因为如此重视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入了解，毛泽东才能比其他领导人更早地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毛泽东思想这个最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 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做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此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9］。党的十三大阐发了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分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了深刻论述，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不变。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没有出现过去那样大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深刻分析及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新特征，也是对于我国当前国情的新认识。正是基于这个新认识，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部署和长远规划。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如何认识，在多年前就已提出。过去长期认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符合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不断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如何重新认识和表述，经过了十多年的酝酿和研讨。在准备十九大报告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提出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最终形成了这个准确反映当前实际情况的新认识。为什么十九大报告能做出这样的修改呢？这就是思想解放的巨大收获。十多年来，有一个“死结”没有解开，即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紧紧地捆在一起，担心改变主要矛盾的认识，就会动摇对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判断。十九大报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将两者“松绑”：只改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论断。这就是思想的一大解放！在理论认识上，这是一个重要创新。
（三）解放思想要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正确认识中国，就需要将中国放在世界中来认识，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历来都有世界眼光，从世界看中国。五四运动就是坚持世界眼光，才具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内涵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也是坚持世界眼光的重要体现。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这是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虽未曾出国留学，但历来有世界眼光。在延安，他身居窑洞、眼观世界，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认识。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发生了“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10］。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他更加充分地显示了有容乃大的世界眼光。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不怕外国的好东西，凡是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我们统统拿过来。到了近代，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也有一个很大的高潮。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家。在党的八大期间，他还指出，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与毛泽东的思想高度解放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那一代人中的翘楚。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就是思想解放的结晶。此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他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发展的经济规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11］。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他认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而为党和国家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的考察，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用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解放思想的视野达到了新的境界和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像这样鲜明地将我们党定位为“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的表述是不多见的。这个定位完全把我们党融入世界之中，不仅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也有助于消除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误解。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放思想的世界眼光有两个大的手笔：一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连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2］他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面对动荡不定的世界变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各国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并被联合国多次写入文件进行宣传。二是提出“一带一路”（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和参与。这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打造的重要平台。它开辟了我国引领世界开放合作的新路径。这两大战略构想是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说明我们国家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解放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解放思想有三大底线：一是学术底线。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讲的，除了科学，什么都不要迷信。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二是道德底线。任何时候都要遵守人类公德和社会伦理，那种违背道德底线的行为与思想解放风马牛不相及。三是政治底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解放思想不是目的本身。我们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我们倡导解放思想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共产党不论遇到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指出：“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13］。延安整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干部反对本本主义、破除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坚决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弘扬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他反复告诫全党，要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我们的政策对不对、工作好不好的标准。他对江泽民等领导人作政治交代时指出，新的中央一定要是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是向人民亮相啊！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党的政策更能获得人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牢记这个政治交代，坚持解放思想惩治腐败，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江泽民深情地说，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在开拓中进取。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胡锦涛在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时也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解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前面讲到的严厉惩治腐败的思想解放，就鲜明地、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月的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讲话中指出，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对腐败分子，我们决不能放过去，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犯罪、对党不负责任。”“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苛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让那些想搞腐败的人断了念头、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诛一恶则众恶惧。’包公把‘龙虎狗’三具铡刀摆在开封府大堂之上，无论皇亲国戚还是高官小吏，谁敢以身试法，都毫不留情。反腐败斗争没有禁区，没有特区，也不能有盲区。我们要把反腐败利剑举起来、用起来，形成强大震慑。”这一席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广大群众无不拍手叫好。它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思想解放的准绳，也说明习近平的思想解放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五四百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波澜壮阔、挫折转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百年，但民族复兴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须继续坚韧奋斗。实践没有止境，思想解放没有穷期。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战胜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风险，克服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 参 考 文 献 ］
［1］［1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669页。
［2］［9］［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252、79页。
［3］《任弼时传》（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80页。
［4］《毛泽东选集》,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35、947页。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91页。
［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12］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10页。
［1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16页。
从五四运动100年看青年与时代的关系
■ 陆士桢 王志伟 刘庆帅
主要作者：陆士桢（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摘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社会事件，也是青年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以五四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及关键事件为背景来看当代青年，作为新时代的“强国一代”，当代青年应当牢牢把握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担当历史使命，在时代主题下规划人生，实现自我主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五四运动 青年与时代 科学发展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发生在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发展关键时期的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社会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端的重要节点，是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产生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青年作为具有一定先锋作用的社会力量，积极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首次全面亮相。“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辉煌成果，也是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青春力量、勇担时代重任、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阐述青年和时代的本质关系：“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五四运动以及之后100年的中华民族奋斗史清晰地展现出，青年群体的命运、青年个体的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
一、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与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作为一个特殊的代群，发展是青年的本质，也是每一个青年的人生根本需求。纵观五四运动以及之后100年青年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青年、青年发展、青年问题，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和命题。青年的本质和社会表现需要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思考和认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以及青年个体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性作为，需要放置在社会的整体中去解析。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年轻人，其生存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100年来，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战争年代的青年，其经历、成就，注定与战争岁月紧密相连；而生活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青年人则命运迥异，时代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其中不少人进入了改革开放40周年100名杰出人物的行列。青年的发展与作为难以隔离社会和时代，正如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我们可以从“五四”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一些代表人物的人生来看青年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联，看青年人保持与时代发展主流间同一性、一致性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决定个体选择的根本要素。
“五四”运动被誉为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但同时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丧权辱国事件不断刺激着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情感底线。在非常的历史时期，每一个青年人面临着的发展选择都异常艰难。有的人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选择平稳的职业状态和家庭生活，顾及的是在乱世当中保有自己一份稳定的生活；也有人选择苟且，甚至挑战社会底线；但有不少青年，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积累、最先接触世界先进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苦苦寻觅着救国的道路。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一大批有志青年，自觉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在与国家同命运的奋斗中，他们创造了造福中国的历史性功绩，同时也名垂千古，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重大变革时期的“五四”前后，新的思想曙光、各色各样的学术流派、五光十色的社会思潮奔涌澎湃，也给这些青年俊杰选择信仰和人生道路提供了思考、提升的机会与可能。以毛泽东为例，“五四”之前，毛泽东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混合物，无政府主义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2］。当时他自己说，对于潮水般涌入中国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他“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3］。1918年秋毛泽东赴京，在北京大学谋到了一份阅览室管理期刊的工作。正是在这期间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亲身参与民主运动，认真、深入研究，做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选择。可以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与年幼时报国为民的宏伟志向，与年轻时对于时代真理的不懈追求密切相关，而“五四”这样体现时代潮流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随后100年来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俊杰的形成，提供了最好的演练场和土壤。
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它也成为青年发展自我、实现价值的时代机遇。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以李瑞环和张百发为例，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年轻时，他们以木工、建筑工的社会身份，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潮流中，带领青年突击队，以强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空前的生产效率。正是这种在时代大潮中投身人民事业的选择，让这两个从小没怎么上过学，16岁就到建筑工地打工的青年逐步成长，最终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省级领导干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个拼搏奋斗的时代、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以李瑞环和张百发为代表的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真正融入了那个时代的奋斗当中，以国家发展为重，以社会主义新思想统领自己的社会行为，以拼搏奋斗的精神和满腔的热情投入日常的工作学习，从价值观到行为实践，再到精神，完全融入建设发展的新时代，融入新中国那个沸腾的社会。他们的人生是精彩的，而实现精彩的关键就在于审时度势，在时代的潮流中选择正确道路。
时代能够给青年提供机会，时世能够裹挟、推动青年的健康发展，但同时也会给青年带来失意、迷茫，甚至诱发青年的错误选择，促使青年走入人生的误区。是清醒的选择，还是误入歧途，起核心作用的是青年自身的理想信念以及根本的价值取向。“文化大革命”是“五四”以来当代中国的一次重大事件，十年动乱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人生道路。当时的中国，政府机构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这一切对涉世未深的青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尤其在人生奋斗的方向和目标上，更使不少青年人陷入了迷茫、消沉，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仍有很多人，报国为民的志向不改，把在农村奋斗的岁月当成一种历练，一种在中国最广袤大地上的修行。国家主席习近平15岁就到延安插队，他曾经深情地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4］在他看来，广阔天地的实践是人生的一个坐标，是准备为人民做大事的一种修身。和总书记一样选择的还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他们或扎根农村，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或在社会变迁、提供机会时，选择重入大学读书。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贡献。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报国为民的志向根深蒂固，绝不动摇，真正成为其一生“志向的底盘”“人生的脊梁”。其实，时代不断发展，社会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中，在某一个时代节点选择正确行为的青年，如果不能牢固确立理想信念，仍然会在时代大潮的风云变幻中迷失方向。曾经在“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振臂高呼、带头点燃爱国火炬的青年学生梅思平，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受世人尊敬。然而抗战期间，他却秘密潜入日本占领区，投靠日本侵略者，而后一路高升，成了汪精卫日伪政府的中央组织部长。1946年，因叛国罪，他被南京政府枪决，时年50岁。梅思平的悲剧带有时代性，如果没有日军侵华，他灵魂深处的基础价值观大约也不容易显露，但他的人生道路却一定有其确定性，因为根本志向和人生信仰在一个人人生发展轨迹上的奠基、决定作用是绝不可能改变的。
二、历史与社会中的人和青年
为什么青年的发展和时代有如此密切的关联度？这涉及到一个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断思索探求的命题。在中国，不论是官府还是民间，也不论是学者或者百姓，关于“天命”和“人事”之间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天人关系是社会和人的历史观念中最早涉及，也是最涉及根本的命题。早期人们认为，人的生死福祸皆由天命。后来出现了“天道远，人道迩” （《左传·昭公十八年》） 的观念，开始思考重人事，讲人谋。到了唐朝，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河东集》卷三），实际上论证了杰出人物具有历史作用的观点。道家以天人合一的中心思想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吕氏春秋》中写有“贵因”篇，把“因”提到重要位置，强调因时因势而变，论证了“天势”和“人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民间，关于时势和英雄的讨论一直没有终止过，纠结不休的“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问题的核心，还是人的作为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
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把“天命”和“人事”之间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围绕这一主题，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深入研究、诠释着历史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历史与社会中的青年，探求其本质及其内在逻辑。
从青年与时代关系的视角梳理近代史学中关于历史与人的认识，有两个重要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第一，历史是什么？自古以来，历史就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生过的事件和历程。早期神学思想的统治使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历史本质的解读更多的是一种偏重于对人类发展进程不可知、不可控的客观性的分析。走入现代，特别是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人类自身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人，意识到认识世界归根结底是为了认识自己。所谓历史，不过是人类认识现实的一种努力，它要回答的是同时代的焦虑和渴望。现代多学科的融合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史学归根到底就是“人学”“人本学”，“人性就是历史”。英国艺术学家、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你成为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你成为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5］近年来，历史学研究领域延伸出很多分支学科，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也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其本质就是从历史角度，不断探讨、深化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认识。第二，历史中的人到底是什么？从相关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从历史的角度看人，起码有三个重要的界定。（1）构成历史的最一般基础的是普通人，而不是所谓的英雄。普通人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平淡生活在时时刻刻创造历史，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日常心态在表述着深层次的历史精神。有当代历史学家将历史中的人定位为“操作性”，准确概括了历史、时代都是由普通人点点滴滴的实践创造的这一基本史实。（2）历史学里的人，即“我”具有三个层面，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意义上的人类、作为国家民族意义上的群体、作为自然和社会意义上的个体［6］。这三个概念密不可分，没有每一个个体的不懈努力，就不可能有国家民族意义上的群体发展，更不可能有人类学上的历史进步。这是可以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解释青年发展和时代进步之间密不可分关系的根本原因。（3）历史概念上的“人”，本质上指的是“人性”。历史的根本发展，或者说历史发展的内在性在于人性，是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背后的基本人性不断创造着永恒。不断积累起来的人性不仅形成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与意识，而且不断回应着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渴望与探求。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快速发展，科技不断创新，使得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人性的丧失，而历史的健康发展、时代的不断进步，越来越依赖于人类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认知、责任担当和自我选择。
社会学是研究人与社会关系的学科，“人”“社会”是其基本要素，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学科重点。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社会学将社会学视角延伸到历史研究中，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速度、方向和规律。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与“社会静力学”相对应的“社会动力学”，此学科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动态地研究社会变迁与发展，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理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历史的本质定位上，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化、文明史，是精神史；在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人的潜力不断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过程，人类的道德和心智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根源；在人类发展的总方向和目标上，认为人类发展最终是回归于社会的本能和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得到充分展现。孔德认为，人类发展到现阶段，需要有一种新的共同信念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信念就是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社会里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成为社会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孔德的理论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所揭示的历史、社会发展与人，特别是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思考、研究青年与时代的关系，研究青年自身素质，包括道德修养的全面提高，以及自身精神世界的建构和社会发展及历史进步的重要关系，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青年是人群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青年学是近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
事实上，目前我国青年学的理论有三个基础学科体系。第一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大学科体系范畴下，以指导青年人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为目标，研究青年的思想行为形成变化，以及施以科学教育的规律，这是在中国比较传统的青年学研究体系；第二是青年社会学，其以社会学的基本框架研究青年，以及青年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这是目前世界各国青年研究的主体学科，改革开放之后影响到我国学术界；第三是青年政治学，该学科是从政党政治的视角，研究青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和争取青年的原则与策略等，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这一视角获得了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事实上，对青年的研究从来都是一个多种学科的整合，各个学科以不同的理论体系来研究青年，认知角度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总体上有两个基本观点是一致的。第一，把青年看成一个特殊群体，并以不同的理论架构来解读这种特殊性。生理学从青春期巨大的生理变化来诠释青年个体以及群体的表现；心理学把青年看作发展的阶段，探求青年心理的发展规律；社会学则把青年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青年自身发展以及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人类学研究青年的群体关系和社会关系，探讨青年文化的特点和文化适应过程。每个学科都从各自角度清晰地诠释了青年这一概念的基础性、发展性和未来性。第二，认为青年是一个与其他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有着特殊关系的范畴。不少学科都立足于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角度来揭示青年期的形成与发展。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关于“代”的基本观点更是将青年的自我发展性和社会性紧密连接在一起，清楚地勾勒出时代对青年思想行为的影响。他认为，代的社会现象无非代表了某种特殊的位置认同，它包含了镶嵌在历史-社会过程之中的相关年龄群体，就像阶级位置是由经济和社会条件决定的，代的位置则是由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思想模式决定的。同一代的位置的人生在同样的历史和文化区域，拥有同一历史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共同参与社会历史的命运，并为相同的历史事件所影响，就构成为现实的代［7］。而青年一代是向新的价值开放的，是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走向文明”的［8］。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阐明了青年群体与时代相关联的先锋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指出:“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从历史、社会看人看青年，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研究都在揭示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顺应时代，拼搏奋斗，才有“小我”（个体的我）的美好人生，才有“中我”（国家民族意义的我）的繁荣昌盛，才有“大我”（全人类意义的我）的光辉未来。
三、新时代青年的科学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对于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而言，新时代需要思考，需要认知，更需要付诸实践的拼搏。首先，“新时代”标志新任务，我们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新的发展任务和目标，在百姓生活富裕、社会安全稳定方面，我们走到了很多国家的前列，但无论是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的建设，都还有很严峻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梦的目标还有艰难的路要走。其次，“新时代”呈现新矛盾，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身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最后，“新时代”需要新规划，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到2020至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到本世纪中要建成和谐美丽的强国。两步走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目标壮丽美好，但同时紧迫艰巨。新任务、新矛盾、新规划需要全体中国人在党的领导下，踏实奋斗，不懈努力，更需要全体青年人的积极贡献。今天的青年一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代人。我们常说，青少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基础和未来，但这常常是一种虚指；而习总书记的讲话却是一种清晰的实指，说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在今天的青少年手中实现。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新要求。当代青少年就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名副其实的“强国一代”。这意味着当代青年和“五四”时期的仁人志士一样，是中国发展史上又一个不寻常的重要代群，二者时代不同，发展任务不同，但同处祖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代青年需要像“五四”先辈一样爱国、担当。如何担当起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实现新时代的科学发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一些论述，我们提出如下三个思路。
第一，牢牢把握时代特征，担当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对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其中一个核心的思想是关于青年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地位。他明确提出：“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青年，要重视青年作用，依靠青年力量。”围绕这个问题，他指出了青年的社会本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9］，明确了对于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青年既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也是党的未来。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清晰地提出了实现青年历史地位的关键要素，即“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0］。理想、本领、担当是新时代中国青年担当历史责任、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面对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中国青年的特定使命。他指出：“实现我们的梦想，靠我们这一代，更靠下一代。”［11］可以说，担当历史使命是“强国一代”科学发展的基础，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定力。而所谓担当，首要的就是负责，承担并负起责任，人们多用“担当大任”“为国家担责”“挺起胸来，担当重任”等话语来表达担当的含义；所谓担当，还意味着承受，意味着接受、承担、支撑和继承。在担当这个人生命题上，纵观人类自古以来的思想发展史，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基本价值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来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把只顾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和物质作为社会主流价值和引领青年一代发展的方向。担当追求的是大利、大义，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理解，是对自己和整个人类的根本尊重。
第二，在所处时代中规划人生，实现自我主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从青年自身的未来性与先进性的角度，明确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晴雨表，这对于社会正确青年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关键性的指导意义。 很多成年人，特别是社会行政和管理体制内的人，常常会比较多地看到青年的反叛，看到青年对传统和规则的破坏。但事实上，这种反叛往往与青年的未来性相关联。例如，每年社会上都会出现一些新的词语，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些固化下来、表达正式的词语还会收入新编的词典。这些新词大都来源于两个领域：一是科技创新，如纳米、人工智能等，二是青年群体中新的流行语，如粉丝、创客等。与此同时，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一些新生活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蔓延到整个社会。对于如何确定新时代对青年成长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12］要“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13］，这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和青年运动的方向。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青年发展纲要首次明确指出，青年兼具“承载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最活跃社会力量”与“面临全面社会化挑战的相对弱势地位”的双重角色，从青年观的核心“人的发展”的视角回答了青年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上的矛盾性。前者是承载、是担当、是青年人无法推卸的社会属性的根本表现；后者是自我发展、是实现人生价值、是青年无法回避的主体属性面临的挑战，二者都是价值的实现，前者是社会价值，后者是个人价值。对于青年人如何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习近平同志给出的答案是，当代青年要“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成就自己的宝贵人生”［14］。在这里，“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是担当和尽责，“成就自己的宝贵人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背离“时代大潮”，“成就自我”就可能迷失方向，甚至会把自己引入歧途；而没有“建功立业”，“成就自我”就是一句空话。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实现辩证的统一，才可能实现双赢，才可能在历史进步的视野上实现青年的“未来和希望”这一根本价值。对此，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了实现这种辩证统一成长的关键：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15]，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规划人生、创造历史。不少青年往往只看到际遇，沉溺于生不逢时的感叹中，其实所有不良境遇同时都会带来发展的机缘，“五四”时期，民族危机给了青年选择真理的机遇；大革命时期，风雨飘摇，哀鸿遍野，高危当中给了青年快速成长的可能；建设年代，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社会变迁普遍深入，多元选择当中给了青年无尽的、不可预知的发展机会。理性读透历史、清醒感知时代、准确认识自我，才能在看到时代提供的际遇的同时，牢牢把握机缘。
第三，走在时代前列，学习、奋斗、创造、奉献。对于新时代青年人如何做才能实现科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直接给出了成长指南，对青年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是树立理想信念。他曾经对北大的师生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他谆谆教诲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爱国、励志”。其次是修养高尚道德。在他看来，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道德建设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支撑。他多次在和青年面对面的座谈中强调要“修德”“明辨”，要“情理兼修”“德才并重”。再次是要练就过硬的本领，要奋斗、要实干。在和青年学子的谈话中，他多次提出学习和奋斗的要求。他说：“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16］，作为时代新人，需要“勤学”、“力行”、“笃实”、“同人民一道拼搏”。最后是强调要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他看来，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对于青年人创新精神和素质的培养，他更是高度重视，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创新不仅是发展的希望，而且是青年群体代际性的重要特征，是青年先进性的具体表现。“勇于创新创造”“勇于开拓”“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是总书记对青年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新时代青年人完成历史使命的必备条件。
人类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青年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远古时代的“青年”是从不具备生产价值的“儿童”向有用的社会成员“成人”过渡的仪式，而从仪式发展成工业革命后完整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则是物质生产日趋复杂、人类思想文化日趋多元的结果，也是青年群体日趋觉醒、完整的社会意识不断生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与时代的紧密关系是历史的必然，顺势而生、适世而长，也必然是每一个当代青年最清醒、最无悔的选择。
［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2］白冰：《五四时期毛泽东对多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选择》，载《党的文献》，2015年第6期。
［3］《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4］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载《西部大开发》,2012年第9期。
［5］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 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6］肖宏发：《认识你自己:历史学与人的自我认识》，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7］陈辉 熊春文：《关于农民工代际划分问题的讨论——基于曼海姆的代的社会学理论》，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刘成彬：《苏联东欧国家青年社会学的发展》，载《苏联问题参考资料》,1988年第5期。
［9］［10］［11］［12］［13］闻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载《人民日报》，2017年9月12日。
［1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15］［16］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
觉醒与分化：五四时期青年人生抉择及启示
■ 张治银（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的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勇于自我革命，尝试着组织起来干事，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种种迹象昭示了中国青年的觉醒。然而，在五四后期，基于“主义”的多样性、社会实践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青年群体产生了剧烈的分化。一部分向左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部分向右转，背弃了人民的利益。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当代青年：要坚持以党指引的方向为人生航向，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唯有如此，当代青年才可能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关键词】五四时期 青年 人生抉择分化
从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这一时期被学术界统称为五四时期。1919年5月4日，一批爱国青年走上街头，唤醒民众，向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做了不妥协的斗争，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正是从这层意义看，五四时期是中国青年觉醒的时期。然而，在五四后期，中国青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有着不同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的青年作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一、青年的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屡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1］，标志着清政府已完全沦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旧的生产关系维持不下去了，就必然要为更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挽救中国的危局，但未能成功。于是，革命的使命落到了五四时期青年的肩上。
1. 以天下为己任
五四时期的青年继承了历史上知识分子“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传统。当旧式的改良和革命挽救不了中国危亡的时候，五四时期的青年毫不畏惧地扛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一方面，从思想上与封建意识形态作彻底的斗争。五四时期的青年办刊物，做演讲，反对封建的意识形态，开启了一场继辛亥革命之后范围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从行动上彻底地反对北洋政府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当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来，青年学生不甘做亡国奴，奋起走上街头，痛殴章宗祥，火烧曹汝霖住宅。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北洋政府被迫罢免了卖国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并给巴黎和会专使致电要求不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
正是因为五四时期青年以天下为己任，个人的成败、得失、荣辱、安危就被摆到了无关紧要的位置。五四时期的青年以“五不”闻名于世。（1）不计较个人经济得失。1919年5月4日游行的旗帜、标语等筹备费用主要来自青年学生的捐助。五四运动后期经费开支加大，青年学生上街售卖国货，为运动向前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2）不惜与家庭决裂。以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例，“他们大多是官僚地主子弟，很多人上学一年要花千把块银元” ［2］，而像顾颉刚一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 ［3］。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投身爱国运动，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3）不怕被学校开除。5月19日北京女师的学生听说参加救亡运动的学生被捕之后，掀翻了学校的校门前往声援。在民族危亡面前，个人的学业和学籍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事情。（4）不怕坐牢。五四运动临近第二阶段，北京学生带着被子上街演讲，做好了蹲监狱的准备。“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数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再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二万五千多名学生和广大同情学生运动的市民全数捕尽为止。” ［4］由于北京监狱装不下被捕的学生，当局只好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后来又把北大理科所在区域作为临时监狱。（5）不怕牺牲。以自残和死的方式唤醒国人，是近代以来青年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5月3日晚北大学生会议中，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刘仁静当场拿出一把菜刀要自杀，被劝阻了［5］。有学者做过粗略统计，五四运动时期有郭光钦等9位青年因伤病殉国，11位青年自杀殉国［6］。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青年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正是五四时期的青年胸怀天下的可贵精神之所在。
2. 勇于自我革命
五四时期的青年认为要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首先要不断地革新自我。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规定：为实现“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会员应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7］。恽代英则开列了早六点以前起床、刷牙、习体育一种以上、浴、未随地便溺涕唾、未说谎、行善一事以上、无病等条目，以作互助社员及社员之友自我量化考核用；“凡照表做到者，每日记一圈于表内，以一圈为一分，故十日能完全做到者为一百分” ［8］。正如李大钊所说：“人生惟一的蕲向，青年惟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 ［9］ 五四时期的青年是自我革命的先锋。
为保持斗争的激情，五四时期的青年还创造了“五分钟”的热情一词并广为宣传。南京某校散发传单“诸君五分钟的热度过了吗，如已过了，请再续五分钟可也” ［10］。为保持斗争激情，他们还编了“五分钟”歌谣：“劝同胞，齐把国家保，报仇雪耻全靠这一遭，切莫要凑热闹……学时髦，怕的是五分钟一到，依旧是瓦解水消，倒不如缄口结舌的是好，何必自解嘲。” ［11］青年强调要将五分钟化为五十分钟、五万分钟，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3. 开始尝试组织起来
学生组织日渐向全国扩展。一是组建“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部分青年学生组建了“学生救国会”。同年暑假，“学生救国会”派许德珩、易克嶷分别联络了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团体，拜会了各地社会名流，“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 ［12］。二是组建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6日，北大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时被军警围困，许德珩、黄日葵翻墙出京，到上海联络学生团体支援，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三是与工商界联合。上海学生“要求上海商界一致行动，罢市响应” ［13］。天津在学生的动员下组建了以绅、商、报、学、教（宗教）五大单位为主的各界联合会。成都工商界迫于学生的压力，组建商学联合会。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工人罢工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自此“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14］ 。
组织架构日渐完善。五四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社团，大多建立了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以国民杂志社为例，国民杂志社设评议部和干事部。评议部主要负责“议决及监察”。干事部下设总务股、编辑股、调查股和会计股，主要负责具体执行［15］。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公推廖书仓为临时主席，下设总务、编辑、文牍、会计等“干事六人，经理一切事务，任期半年” ［16］。日趋完善的组织架构，为五四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宗旨日益向主义趋近。五四初期的社团组织宗旨，多以修炼个人品德和增进个人知识为主，如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分甲乙丙三种会员，入会条件有不嫖、不赌、不纳妾、不作官、不当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等［17］。国民社主张“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 ［18］。但到五四后期，主义的问题被提上社团组织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在1920年11月25日致罗章龙的书信中提到：“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经历五四运动，爱国青年逐步意识到主义的重要性，并提倡将主义作为社团的宗旨，这正是五四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4. 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强大的力量
五四时期的青年服务人民群众的主要方式是宣传和教育。其一是组织宣讲团。1919年3月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每月定期演讲4次，遇重大事件或节日举行不定期演讲。讲演团首场演讲在东便门内蟠桃宫举行，分设“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家庭制度”、“勤劳与知识”、“人生之要素”等38个讲题［20］。讲演团还议决了乡村讲演八项办法，分长辛店、丰台、通县等讲演组分头进行演讲，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其二是办补习学校。五四后期，邓中夏等青年学生在长辛店机车厂附近筹建了劳动补习学校，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工人上课。先教授“作工、劳动”等基本知识，再讲工人苦难来源于有钱人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再用一张纸与一叠纸、一个木棍与一束木棍的故事讲团结的道理［21］。工人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掌握了摆脱苦难的方法。青年服务群众的行动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
青年学生原本是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但五四时期的青年从书斋里走出来，到人民群众中去，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问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22］青年学生身处人民群众之中，受群众的鼓舞，愈发愿意深入人民群众中做鼓动和服务工作，并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五四运动扩展到湖北后，林育南放假回家不再雇佣人，行李也是自己背了。他曾对张浩说：“我们这些人靠着父亲赚些黑心钱来念书，吃好的喝好的，过寄生虫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下等人呢！你们做工，从小处说是自食其力，从大处说，社会就非有你们不可，你们才真正是上等人呢！” ［23］青年与群众打成一片，自然情感上就发生了大的变化。
二、青年的分化
五四时期是青年觉醒的时期，也是青年思想急剧分化的时期。五四运动中结成的爱国统一战线在五四后期很快分化了。一部分向左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揭开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新篇章。一部分向右转，选择了资本主义和其他种种“主义”救国的方案，甚至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 一部分青年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救国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十月革命之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率先扛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1919年4月，陈独秀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宣称：“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着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24］五四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曾有着复杂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化。1919年陈独秀被捕、出狱之后，在前往天津的途中即开始与李大钊酝酿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党组织的事宜。此后，他们创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工人中发展会员；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马克思主义刊物，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一大批青年到工厂、农村去服务群众，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
2. 一部分青年选择以资本主义和其他种种“主义”救国
五四时期，除马克思主义外，社会上有种种思潮影响着广大青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无政府主义。以刘师培、李石曾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家庭，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取消了。基于当时青年对西方列强和北洋政府的仇恨，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军队、警察、政府、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鼓吹绝对的自由，对当时的青年具有很大的蛊惑性。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思想文化上的改良和革新。1920年9月，胡适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说：“一切政治上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由成年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学生时代之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25］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等人赴美国留学［26］，选择了资本主义和其他种种“主义”救国的方案。
三、青年分化的原因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思想大启蒙、大解放的时期。这种由青年倡导的大变革势必会改变和影响青年的人生道路。青年原本处在人生不断选择、不断变化的特殊阶段。五四时期的青年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走到一起来，又在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过程中发生分化，这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主义”的多样性
五四时期，三民主义、实验主义、资本主义、安琪那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种种“主义”在中国广泛流行，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性质决定的。一是西方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必然要在中国推销西方的文化，以持续保持他们掠夺者的地位。清末谢瓒泰绘制的《时局图》揭示了俄、英、法、美、日、德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惨状。西方列强盘踞中国各地，导致西方不同文化在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冲突。西方单一国家的势力不足以吞并中国，便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这又导致出现西方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相结合的怪胎。二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延续。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封建统治在广大乡村依然延续着，封建意识形态依然在中国延续着。当从西方舶来的思想在中国碰壁的时候，部分知识分子便会到传统中去寻找思想依据，导致复古主义的沉渣泛起。三是留学人员的传播。晚清政府为挽救危局，曾派学生赴美国、日本、欧洲留学。这些留学生将了解到的西方思想纷纷介绍传入中国，试图用西方的思想来救中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人间天堂，再次陷入迷茫。四是十月革命的启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7］俄国的巨大成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转而向俄国学习。现实的环境导致“主义”的多样性，加大了青年选择的难度。尤其是到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广泛传播，青年群体的分化就在所难免了。
2. 不同的社会实践催生不同的思想观念
五四时期的青年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必然导致他们的思想观念千差万别。一方面，不同的人际交往使然。在北京学习和开展“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是这样回忆陈独秀的：“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28］而对李大钊，毛泽东则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9］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0］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同一时期的部分青年，却因接触人物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不同的活动经历使然。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集志愿人员，但大多数会员“认为学生去做工运工作无‘出息’，无前途，于己有损，于事无益”［31］。而这一时期的工人与学生也存在不少隔阂。许多贫苦工人认为“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为官做宦，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工人的事还是让工人自己管，莫让学生们插手为好。”为此，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学生生活工人化”，在学生中开展革命人生观辩论，组织学生深入工人生活，“召开工学座谈会，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结等问题”，“使工人感到学生不是外人，而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多多向工人解释，对于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分析，使双方观点渐趋一致。”［32］经历密切接触群众、学习如何做群众工作的青年，自然亲近人民群众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一心向着书斋里求学问的青年，因为远离了人民群众，自然是很难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了。
3. 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选择
五四后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那批青年，他们的认识是符合实践的。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原本“思想还是混乱的”，“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33］，也曾经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34］。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察觉了工读团生活的弊端，很快放弃了这种新村式的改良主义，转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钱、人和机关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用教育的方法来实现救亡，“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35］因此，实现救亡的途径只能是“恐怖的方法”——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而这一时期，在一部分青年的思维中，认识与实践是分裂的。瞿秋白曾说：“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现在戴季陶、胡汉民“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36］戴季陶从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后来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根源在于他“在理智上接受阶级斗争并致力于唤醒劳工阶级觉悟，但他感情上惧怕阶级斗争的‘惨烈’后果，他始终是一个心物二元论者”［37］。也即是说，在戴季陶那里，他认识到了真理，却并不打算去做；认识与实践不一致，将他带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正是五四时期青年在对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等思想方法上的差异，导致了青年人生抉择的分化。
四、当代启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标志着五四时期青年肩负的救亡任务业已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青年是否可以放弃努力、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38］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还需要广大青年为之继续奋斗。
1. 坚持以党指引的方向为人生航向
青年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正如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引导下才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当代青年也需要领路人。一方面要自觉将党的初心作为自己的初心。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放弃优渥的物质条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投身救亡事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党的初心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党的事业需要青年一代来传承，党的初心就是青年一代的初心。青年要自觉以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为己任，多为社会作贡献，才可能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另一方面要掌握担当时代使命的本领。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追随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厂和农村，服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辟了历史伟业。当代青年肩负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青年都更需要先进组织的引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当代青年只有追随中国共产党人的脚步，才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
2. 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坚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我们：出彩的人生应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首先，当代青年应明白为什么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原文。毛泽东正是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之后，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39］。读原著原文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其次，当代青年要明白马克思主义是干什么的。马克思指出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列宁讲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毛泽东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描述。读原著原文，就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群众的理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可能创造历史伟业。最后，要明白怎样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蕴含于原著原文之中。读原著原文，就是学习唯物辩证法，培养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的过程，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过程。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正是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才开始去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读了原著原文，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并不代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表现在能够运用。一方面，当代青年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去，将马克思主义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用马克思主义去号召群众，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困难，依靠群众力量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依靠群众力量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剔除糟粕，实现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看待西方经验，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经验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当代青年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的感性认识。当代青年要善于对实践中积累的感性认识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不断将理性认识放到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去检验。如此不断地反复，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准确认识，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思维能力的提升。唯有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青年才可能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作出正确的抉择。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深入群众。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是因为五四时期的青年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受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制约，人的发展越来越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圈子。但常年固步于书斋、校园、实验室、办公室，是否能真正掌握理论？是否能生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理论和产品？当代青年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要从书斋、校园、实验室、办公室走出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在理论与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服务群众。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我们：青年只有服务人民群众，才可能得到群众的认可。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其一，需要调查了解群众的需求。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丰富多样的。当代青年需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握群众需求的主流。其二，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即将从这一代人手中接过接力棒的青年，也需要趁着年轻，学会如何接过服务人民群众的接力棒，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其三，要竭尽全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青年要掌握沟通的技巧，善于让群众接纳自己。当群众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青年要善于向群众作解释工作，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依靠群众。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我们：青年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可能创造丰功伟绩。依靠人民群众，表现在善于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创造性结合起来，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化作行动指南。依靠人民群众，表现在关键的时候总有群众挺身而出，愿意让青年依靠。当青年遇到困难，有群众出手相助。当青年有了苦闷，有群众给他疏导。当青年需要发动群众，身处群众之中的青年总是能一呼百应。
培养感情。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我们：衡量一个青年是否拥有有价值的人生，关键在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1）是否能讲群众的语言。一个青年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不会，无法与群众交流，自然也是不可能对群众有感情的。毛泽东曾批评这类人：“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40］（2）是否熟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群众熟悉什么，喜欢什么，青年就要善于运用群众熟悉和喜欢的形式去与群众交流。尤其是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立志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青年，更要善于掌握网络技术，利用网络与群众交流。（3）是否有真正服务群众的行动。真正服务群众，既表现在严格要求自己、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又表现在善于带给群众实在的利益。没有真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是不可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信任的，也不可能对群众产生感情。
［ 参 考 文 献 ］
［1］赖骏楠：《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 ，载《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1840-1949）(上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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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回忆五四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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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张允候 殷叙彝 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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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刘明逵：《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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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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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8］［33］［3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13、116页。
［29］于俊道 李捷：《毛泽东交往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31］［32］罗章龙：《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34］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35］《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36］瞿秋白：《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37］张文涛：《可能与限度：论五四后期的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载《理论月刊》，2013年第1期。
［3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4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责任编辑:贾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