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炜 朱跃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董碧水
5月24日，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南宋徐谓礼文书”在浙江武义博物馆新馆公展，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展出的这一近800年前完好无损的纸质文书，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最为系统、完整的宋代“官员档案”。专家表示，这前所未见的文书展示了南宋时期的官僚制度、政务运作和社会风情，包含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也填补了宋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文书共17长卷，各卷长度不一，总计长32.2米，宽约39.5厘米，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南宋“官员档案”，分告身、敕黄、印纸三种类型，共有4万余字。
其中，数量最多的“印纸”，合计80则，共13卷。它可以理解为官员的“业绩考核表”，当时，官员上任，由上级部门颁给一张印纸，记录着该官员任内的考核内容（称为“考课”），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
另外的“告身”是官员阶官的“任命状”，由三省宰执签署。“敕黄”，则是官员的“差遣委任状”，由尚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签发，因用黄色绫纸书写而得名。
文书完整地记录了徐谓礼这个南宋普通官员从低层到中层、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仕宦履历和官场百态，也描绘了徐谓礼这个“官二代”一生仕宦的“形迹图”。
徐谓礼，字敬之，出生于1202年，浙江武义县人。从文书和墓志等史料研究可知，徐谓礼从九品的承务郎一直做到从六品的朝散大夫，从政30多年，中间经历了13个官位的阶梯。
在世时，徐谓礼当过最大的官，是现今上饶市市长；最后的任命是“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相当于泉州的长官。卒于1254年的徐谓礼，也是在这个职位的待阙期间，“就是还没正式上任，就去世了。”
随后，徐谓礼的文书被随本人葬于距武义县城5华里的龙王山麓，直到2006年左右被人盗挖。
专家说，徐谓礼本人虽不出名，但他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父亲徐邦宪，做过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光宗绍熙四年（1193）参加科举考试，是礼部第一名，即省元。对此，《宋史》有传。
专家介绍，南宋迁都临安，当时的浙江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一直以来，浙江并没有发现太多重量级的南宋文物。他们认为，徐谓礼文书的出土，不仅是宋史研究领域的大事，也是我国文献史上的大事，是迄今为止浙江发现的最重要的宋代文物。
据了解，徐谓礼文书的“回家”历经可谓曲折，它深埋地下800余年，又遭盗墓者盗窃、几度流转。
据介绍，2011年春节前后，武义县博物馆原馆长董三军偶然发现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据传出土于武义近郊一座古墓的文书。从显示信息看，这卷文书记录着一个名叫徐谓礼的南宋官员的当官经历，“内容前所未见，且保存十分完好。” 董三军说，如果这卷文书是真的，那它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物价值不可估量。
既震惊又怀疑的董三军，找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宋代历史文献专家郑嘉励。在研究过照片以后，郑嘉励认为，这件宋代文书是真品的可能性非常大，堪称国宝。2011年3月，武义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
当年12月，警方将涉嫌盗墓的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13卷徐谓礼文书也在几个嫌疑人家中被收缴。此后，流散到北京的4卷文书也被追回。经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南宋徐谓礼文书”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盗墓者交代，因为文书纸张完好、字迹如新，以至于一直没有人相信这是南宋旧物。也因为长期无人识货，才让文书侥幸地留了下来。郑嘉励解释，这与宋代的墓室追求密闭、坚固、深埋、防腐等特点有关。
据介绍，徐谓礼墓的坚固程度超出想象，内部得用电钻才能凿开；墓室用三合土填筑，石板密封，棺木保存完整；文书包裹严实，加上纸张本身质量也好。郑嘉励，如果墓室当年没有被盗，再过十年百年文书也不会腐烂。
如今，“徐谓礼文书”被珍藏在24日开馆的武义博物馆新馆，该馆馆舍建筑面积达10998㎡。馆长傅毅强表示，他们对标世界一流博物馆展出环境，专设了南宋徐谓礼文书陈列厅。
作为最完整的南宋“干部档案”，徐谓礼的政治生活是在南宋官僚制度、文官政治体系的大框架下展开，专业从事宋代官员选任制度研究的河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苗书梅认为，徐谓礼文书可以推动学界对宋代职官制度在任用、升降、俸禄等每个环节细化过程的研究。
据介绍，宋代“文官政治”，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力的互相制衡。在中央，三省分离，互相制衡。“三省六部”以外，又设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台谏，以制衡相权。权力的根源是人事任免权，文书的核心就是人事任命的程序记录。在官员任命的过程中，各个机关彼此制衡，这就是中枢权力平衡的大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说，徐谓礼文书是中古时期，一个普通官员从底层一步一步走到中层的一个完整的记录，通过文书，可以观察到宋代官僚制度的某些基本情况。“在现在的干部体系里，对干部的考核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徐谓礼文书让大家看到，宋代对一个地方的官员是怎么样进行考核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印纸”此前只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徐谓礼文书是首次得见“印纸”实物，“且内容丰富、类型众多，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以史为鉴，借古人的智慧为今用。据悉，浙江也已组织专家学者着手研究文书中承载的关于干部体系的内在机理，与当下干部体系进行对比，推进完善体制机制。随着文书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深入开展，文书的文化价值也将不断得到挖掘。
（文化副刊部编辑）
责任编辑:杨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