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自己,是困扰一代代青年的恒久话题

06-25 19:52 | 中国青年作家报来源: 中国青年作家报

毕业季流行照。

每年6月都是穿袍子照毕业照的季节。

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毕业服多了一个款式:女生是浅蓝色的立领斜襟短衫,下配一条藏蓝色的齐膝斜摆裙,男生则是一袭黑色的中山装,有这么一套衣装做底子,更显出女生的温婉男生的英朗,同时还带上了一份浓浓的年代感。

6月的校园里,时不时撞见一群这样打扮的学生,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嘻嘻哈哈地举着相机,摆着各种pose,我还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穿越感。如果这套衣装是那个时代新青年们的标配,那么他们应该带着一副怎样的表情呢?

我总觉得新青年是苦闷忧伤的,因为他们一登上文坛,书写的就是他们感知到的苦闷,这种苦闷如此浓烈,以至于直接反映在了那些著名的“问题小说”的标题上。《斯人独憔悴》《一个忧郁的青年》(冰心)、《或人的悲哀》《时代牺牲者》(庐隐)、《沉思》(王统照)。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不仅面对着一个尚待改造的旧世界,也同样面对着一个急需建立的新自我,想改造却不得要领,要建立却没有出路,尤其对于新女性。庐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塑造的女主人公们纷纷陷入“情智激战”的死局,情战胜了,便沦于情的苦海,智战胜了,却始终找不到人生的答案,人生所得的代价不过是愁苦劳碌,彷徨而无所皈依。所以,茅盾曾概括庐隐们是“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

如果庐隐们是被这些抽象的问题纠缠而不得解脱,算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那么比她小6岁的丁玲则忧伤得非常具体。女友之间无休止的赌气、哭闹和争吵,安于现状却也厌倦生活的无聊和沉寂是《在暑假中》的忧伤;闺蜜在除夕之夜与男友团聚,把她孤零零地丢在租住的冰冷小屋是《岁暮》的忧伤;丽嘉沉溺于韦护的爱,令珊珊感到无比的寂寞是《韦护》的忧伤。庐隐们还有可以彼此吐露心曲,分担愁苦的“海滨故人”,丁玲却什么都没有。在经历了她与王剑虹的相知相伴相分离之后,在看到曾经无所畏惧、坚强独立的王剑虹在她爱人面前变得娇弱柔顺后便意识到了姐妹情谊的脆弱。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选修过一门关于女性文学的课,老师讲到“姐妹情谊”时总结说:“男人的出现必将离间女人的友谊”,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丁玲的这些小说。

好吧,那就谈个恋爱吧。谁说爱情都像庐隐说的那样,是满足男人的利己心,爱情明明可以成为女性获得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的途径,就像冯沅君小说里的那些可以与她一同对抗礼教家庭的爱人战友;就像法国人吉尔·里波韦兹基说的:“女性的爱情观是建立在提高自身价值的渴望以及强烈的感情梦想之上的,她们依赖这些梦想并将自我与现实生活相联系。正是在这其中展开了女性与爱的关系”,或者“女人希望通过爱情得到那种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对独立的个人价值的肯定和褒扬”。

于是,带着“我要使我快乐”的叛逆,有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因为喜欢占有,要别人像俘虏一样把心献给她,有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得意地看着年长的情人经不住她的挑逗,又无力压服她,有了《他走后》。这些小说清清楚楚地写满了我的情感,我的欲望。那些热辣辣的文字即便放在今天,也足够让女生脸红心热,比如:“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

新女性谈个恋爱就真的不会忧伤了吗?毕竟,凌吉士拜倒在了莎菲的石榴裙下;很多男人都抵挡不了薇底的诱惑,争相把心献给她;丽婀更能在享受了情人的爱抚后在雨夜把情人赶回家。可是,如果恋爱真能解决忧伤的问题,忧伤恐怕就不是问题了吧。于是丁玲如此安排了这些新女性们的情感生活:莎菲一面想方设法地去靠近凌吉士,一面懊恼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是一个正经女人能做得出来的;薇底一面遵从着自己的情感冲动,引诱她身边的男人,一面又害怕男人们把她当作惯于出墙的红杏,对她失去了尊重;丽婀一面享受着征服者的快乐,一面又很委屈,觉得自己是为了那些她想要得到的亲吻而有意挑逗男人,让男人得了机会可以放肆地轻薄她。总之,得不到不快乐,得到了更不快乐。

茅盾说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我觉得老先生只说对了一半。叛逆的确是莎菲们获得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不然她们绝不会时时主动,尊重自己的快乐感受,但如果仅此而已,胜利了的莎菲们便用不着忧伤苦闷,只需要慢慢享用甜蜜的果实。

所以,除了叛逆,还有一种守成的自我认同也在莎菲们的身上同时起着作用,那便是建立在既定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两性交往模式,即:男性应该迈出求爱的第一步,女性则应该耐心地等待或者拒绝。如果这种交往方式与女性的自我认同有关,还是那位法国人吉尔·里波韦兹基说的:“这其中既不含将女性物化的特点,也不要求她们遵从一种强制的更卑微的秩序,却能赋予力量让她们自己主宰恋爱游戏的命运,并成为最终‘一锤定音’者,还能使她体会到被人关怀的快乐”。这么多好处的确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自由、自主、自我实现等等观念被广泛认可的今天,两性交往的传统模式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当然,这样的判断放在莎菲们身上好像也是成立的。

叛逆的自我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守成的自我又达不到“我要我快乐”的个人意志。有了自由的青年却在这自由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确立自我,脱离了旧家庭牵绊的身体根本无处可去。于是,莎菲决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日》中的伊赛终日在无精打采的吃饭睡觉中挨着光阴,《自杀日记》中的伊萨找不到生的价值,也找不到死的价值,可终于因为“负担的苦,实在太重了”而决定死去。1930年以前的丁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忧伤的表情。之后,她便不再纠结于叛逆的自我或者守成的自我,转身投向了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找到了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正如瞿秋白所说的,是那种“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投入,并最终实现了自我。

然而如何做自己,的确是困扰一代代青年的恒久话题,也许还不只是青年。因为即便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被不断伸张的年代,要彻彻底底地做自己必然会带来与自己相关联的诸多社会关系的失衡。被启蒙了的自我如何才能在失衡之后再次找到平衡?一个人该如何调适个人愿望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或者落差?今天的我们也许不会再面临五四青年们那么尖锐的矛盾,但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宽松,个人都必须适度妥协,才能在新的平衡中获得一份适宜的生存。或者,还是那句老话,与自己和解也是与世界和解。

作者:郭冰茹

责任编辑: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