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在校犯错，老师应如何教育？近些年来，师生关系、家校关系颇为敏感，老师们陷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有老师苦恼：对调皮捣蛋的学生，“不会管”，也“不敢管”。对此，有教育界人士呼吁，“请把惩戒权交给老师”。四川达州市大竹县第二小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该校2018年3月开始“请戒尺进课堂”，对违规学生实施轻微惩戒，彼时曾引发热议。将近一年半后，该校校长表示，“这一年多来使用戒尺得当的班级，班风、学风都有很大的改进。”（澎湃新闻网6月25日）
在“孩子应不应该被惩戒”、“又如何避免适度惩戒变成过度体罚”等种种争议下，大竹二小“请戒尺进课堂”的确是顶着压力的。不过，一年多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老师使用戒尺，家长不满意的情况”，相关班级的“班风、学风都有很大改进”，表明这样的“冒险”探索是对的，也是值得的。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棍棒底下出孝子”一直被奉为教育圭臬，由此衍生出的过度体罚乃至是教育暴力现象，时有发生。而随着赏识教育、说服教育被更多人接受，尤其是计生政策实施后，家长对孩子更为“呵护”，惩戒手段在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低。甚至近些年，由于牵涉到责任后果承担的问题，一些教师动辄得咎，往往不敢对犯错的孩子进行必要的管束和惩戒，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不敢管”、“不愿管”的局面。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把惩戒权交给老师”的声音开始多起来。
从大竹二小的实验来看，所谓把“请戒尺进课堂”，并不是想当然的随意对犯错的孩子予以戒尺伺候，它其实更像是引入了一套明晰的教育规则。比如，学校对于戒尺的使用流程有明确的规定，具体为“一请二问三惩四慰”：第一步请戒尺；第二步是老师拿着戒尺问学生，“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对你动戒尺，你错在哪里，将来还会犯这种错误吗”；学生回复后，则进行第三步，“惩戒”；第四步是“慰”，即心理抚慰。并且“是要在班级纪律整顿好之后再打，让大家见证这个过程，目的是要大家把戒尺当成班级的’法’，从而知敬畏，懂规矩。”
可见，在现有的教育语境下谈论教师的惩戒权，绝不是赋予教师体罚学生的权利，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犯错是要受到处罚的，它是在说服教育、赏识教育之外增加的一种教育方式。就现实来看，以明确的规则为教师的惩戒权“正名”，既能避免一些老师“不敢管”的现象，也可以真正有效防止过度惩戒和体罚。对孩子而言，让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该受到惩戒，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规则教育。
事实上，相关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禁止教师惩戒学生，而只是缺乏清晰的、可操作性的规则。如2009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通知》中，规定了“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力”，但对于“适当方式”“批评教育”以及后续手段等，则未作具体说明。就此来说，无论是大竹二小的实践，还是一些地方从立法层面明确赋予教师惩戒权，都踏出了明确规则的重要一步。
当然，给予惩戒教育适当的空间，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味夸大惩戒的作用和必要性。大竹二小的实践就表明，“相对而言，高年级戒尺使用效果没有低年级好。”也就是说，惩戒教育到底如何开展，既需要规则约束，也离不开在实践当中的摸索，总之，它应该是遵循教育规律的。另外，舆论在讨论惩戒教育时，多习惯将之视专治“熊孩子”，但是，惩戒教育针对的更多是某种具体的行为，不应该随意将受到惩戒的孩子看作是“熊孩子”，否则既会模糊惩戒教育的性质，也容易给孩子带来“污名化”。
作者/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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