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会议:危急时刻定乾坤

2019-08-16 | 要闻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红军走过的达拉,长征精神代代传。”在距甘肃迭部县城68公里的达拉乡,有一个依山傍水的藏族村庄——高吉村,因为当年红军来过这里,男女老少都对红军的故事耳熟能详。

1935年9月,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境内,第一站到达的就是这里。这个地处迭山深处的小山村,见证了红军在重要历史关头作出的战略抉择。

高吉村四周群山环绕,依山傍水,西南有8座山峰,故村名藏语称“高吉”(取八个山头之意)。当时红军将此翻译为俄界,因此,红军在高吉村召开了决定战略前途的会议被称为“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高吉村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面对红军出现分裂的苗头,以及对战略前进方向判断的分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思想上系统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

根据红军当时的处境,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意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提议,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成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再一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方针。

红军在高吉村召开的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确定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指明了前进方向。

俄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据《迭部县志》记载,会议后,红军很快开始了新的征途,党中央在高吉村小河边的一棵白杨树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说明了当时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并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的告同志书。

俄界会议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离开高吉村,向北上唯一通道腊子口进发,拉开了攻打腊子口的序幕,加快了北上抗日步伐。周恩来则留在高吉村接受当地藏医的救治,在伤势好转后,离开高吉村与红一方面军在宕昌哈达铺汇合。

“党中央在这里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深刻地揭露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实质,对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胜利完成红军长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迭部县委党史办原主任谈俊昌说。

当年红军途经高吉村,当地群众热心拥护、捐衣赠粮、架桥修路、充当向导,竭尽全力救治伤员、支持革命、积极贡献,红军战士深受鼓舞,英勇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面对强敌,迅速打通了北上通道,谱写了军民团结的壮丽诗篇。

“刚来的时候,村里人都害怕,躲到了山上,后来发现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都是好人,就下山了。”俄界会议旧址房东楞草说。红军到来时,从开始的恐惧到后来积极做红军的向导,楞草的爷爷阿巴为红军队伍提供了各种帮助。

“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是在这里席地而坐,简单地吃了一锅疙瘩面后召开会议的。”在毛泽东住过的房间,楞草说,村民在和红军接触中才知道这是一支爱民的队伍,就拿来自家的青稞炒面送给红军,在偏僻的达拉沟里,藏民和红军很快就建立了信任,很多人都热心为红军帮忙。

53岁的次日扎黑是红军的后代,1935年9月,次日扎黑的父亲张连生跟随红军过川北草地,进入迭部达拉沟后,年仅12岁的张连生在急行军中掉队,脱离了大部队,被当地藏民收留。

“和当地人一起劳动,一起放牛做农活,时间长了成了高吉村的一员。”后来,张连生在高吉村娶了当地的藏族妇女成家,生育了5个子女,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因为读书识字,解放后,政府本可安排张连生参加工作,可他觉得高吉村让自己得以重生,还组建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舍不得妻子儿女,就再也没有离开,成为高吉村的一段佳话。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参观俄界会议旧址,高吉村新打造了红史馆,专门陈列红军文物、红军战士的长征日记等史料。

这两天,80岁的陕西老人马庆福正好过生日,他带着老伴、儿孙一家人来到高吉村,认真了解俄界会议的历史,为红军精神所震撼。

“这个生日过得很有意义。”在马庆福看来,红军长征的历史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马富春 任明超 李隽辉 母建鑫

责任编辑:郭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