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任明超 马富春 李隽辉 母建鑫） “云贵川”是一位来自贵州的17岁苗族小伙。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藏族讲解员李赛闹草看来，如果没有“云贵川”，1935年的9月，红军要攻下当时唯一的北上道路天险腊子口，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费更多的时间。
“‘云贵川’是个攀岩天才。”李赛闹草说，红军名将杨成武将军1992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就有关于“云贵川”的记忆片段。“那个小战士只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脸带褐黑色，眼大而有神……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云贵川’……”
杨成武对“云贵川”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所在的红四团吃了腊子口的大亏。
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由川入甘的必经门户，也是红军长征越过雪山、走过草地后需要突破的最后一道天险，两边悬崖峭壁高耸百米，中间河流湍急，最窄处只有8米。关于当年腊子口的防守情况，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牢不可摧的。
讲解员李赛闹草说，中央红军越过草地后，蒋介石非常惊慌，急令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第三军王均部第十二师守岷县，并令胡宗南回甘肃堵截。接到命令后，鲁大昌部在腊子口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布置了密集的火力网，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意图长期固守。
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先期到达腊子口，按照中央红军的布置，其一营率先从正面的木桥向腊子口守敌发动进攻。
结果可想而知。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二楼的展厅里实时用声光电特效播放着当时正面进攻的情形，只见红军战士一波又一波的冲向桥头，一个又一个的倒下。李赛闹草介绍：“冲锋了四五次，全部败下阵来，红军死伤惨重。”
红军只能改变策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奉命亲到前线指挥作战，商定了采用正面攻击和侧翼袭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案。
“作战方案很完美，但要实现侧翼袭击却比登天还难。”李赛闹草带领记者在腊子口现场看到，虽然因为修路，现在的腊子口已被炸开，但看起来仍然是整条沟内最窄的地方。河道与道路两边的山峰高达上百米，几乎近90度垂直，往高处看去，除了峭壁边缘和山顶上斜伸出的一些树干外，整个石壁光秃秃的几乎没有任何下脚的地方。
正在大家发愁时，“云贵川”小战士毛遂自荐，说他有办法带领突击队登上腊子口。
突击队小心翼翼地来到腊子口旁的峭壁前，“云贵川”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绑腿接成的长绳，带着一个系着铁钩的长竿子，他用竿头的铁钩搭住石缝里长出的歪脖子树根或者岩缝，像猴子一样一节一节地攀上了险峻高耸的绝壁。
看着“云贵川”身影越来越小，大家都屏住呼吸仰望着，生怕他失手从高崖上摔下来。在大家的盼望中，他终于登上山顶。靠着放下的绳索，突击队员在一连连长毛振华的带领下，拽着绳索，一个一个攀到崖顶，迂回到敌人的后面。
半夜时分，杨成武组织敢死队再次向腊子口敌人阵地发起猛攻。正当进攻受阻时，突然腊子口上空升起一颗白色信号弹，迂回到山顶的红军官兵如神兵天降，居高临下，向敌人没有顶盖的碉堡和阵地投掷手榴弹，敌人死伤大片。正面进攻的敢死队，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勇猛地冲向敌人。官兵们上下夹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仓皇而逃。
红四团由此一鼓作气，杀进了天险腊子口的第一道关口，追出1公里之外。敌人虽然凭借沟口的第二道防线扼守，妄图掩护队伍退却，红军却依然势不可挡，发起两次猛烈的冲锋，腊子口终成红军囊中物。
甘肃省迭部县党史办主任谈俊昌介绍说，腊子口一战，标志着中央红军赢得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个险关之战，打破了国民党妄图用恶劣的自然条件“饿死”“困死”红军的阴谋。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红军由此顺利踏上继续北上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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