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克赛尔斯（Erik Kessels）《照片中的24小时》（24HRS in Photos）展览现场，2011年。图片来源：phaidon.com
曲俊燕/文
我的手机相册里有接近一万张照片，占据了近30个G的内存，多于其他任何类型的文件。每次手机提醒存储空间不够了，我都会首先点开相册，马马虎虎地快速删一些照片：连拍的、临时截屏的、角度相似的……当然，还有丑的。然而几天后，通知栏里又会出现存储空间不够的提醒，似乎再怎么删除照片也还是无济于事。
本以为一万张是个惊人的数字，在朋友圈一问，手机里有两万张以上照片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很少有人对照片进行认真的整理。这让人疑惑：我们是否制造了太多的数字影像记忆，却又不擅长对付它们？
与整理其他物件相比，整理照片可能是一个更痛苦的过程。除去导出、分类等程序上的麻烦，更有情感上的牵连——一张照片就代表一段回忆，有美好的瞬间，也有物是人非的画面，整理到最后可能会陷入回忆中，大脑在信息和情感层面都将处于过载的状态。
有人定期将照片从手机导入电脑或硬盘，分门别类地存好，手机里只存精选；还有人把照片上传到云端，经常给云盘付费扩容；有人想起来就把照片转移一次，路上无聊的时候打开相册删一删；还有人把所有照片一股脑拷到移动硬盘，并忘记自己有过这些照片……大家对待影像记忆的方式如此不同。
在数字时代，照片与我们的记忆，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手机相册里成千上万的影像，是强化了体验、铭刻了瞬间，还是拍摄即遗忘？是否拍得越多，记住的越少？整理照片，是可有可无的动作，还是对个人经历负责的表现？
这方面曾有不少相关研究。2017年，美国学者亚历珊德拉·巴拉什（Alixandra Barasch）等人在一次心理学实验中邀请294名志愿者参观博物馆，并给其中一半的人发了相机，要求他们至少拍10张照片。有相机和没相机的人，在观展时都能听到语音讲解。看展结束后，研究者问了一系列关于展品的多选题，结果发现，在不回看照片的前提下，拍照的人比没拍照的人多认出将近7%的展品。另外，拍照的人在观展过程中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视觉上，而非语音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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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什的研究似乎表明，拍照能记得更牢。另一位美国学者琳达·汉克（Linda A. Henkel）在2013年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她邀请27名志愿者参观博物馆，规则是让他们观察一些展品，再拍摄另一些展品。实验结果呈现出“拍照削弱效应”（photo-taking-impairment effect）：比起仅用肉眼观察，人们对拍过照的物品印象更浅，包括它们的细节和在博物馆中的位置。不过，如果是为展品局部拍摄特写，拍照者对展品的记忆便不会受到影响。汉克认为，人们拍照片的行为会引发遗忘，因为你可以依赖相机而非大脑去储存信息。
这似乎印证了心理学上的一个叫“认知卸载”（cognitive offloading）的概念——我们的大脑会通过外部协助来减轻自身的工作量。相机或手机，很多时候都扮演帮大脑“卸载”的角色。
如果知道照片拍下就能保存，我们拍的时候会更粗心吗？根据“认知卸载”假说似乎应该是这样，但现实情况却出现了偏差。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里斯汀·迪尔（Kristin Diehl）在一次实验中将志愿者分为三组参观展览，第一组成员参观时拍照，并被告知这些照片会存下来；第二组同样观展拍照，但被告知照片随后删除；第三组只参观不拍照。迪尔发现，前两组志愿者在对展览的记忆上并无明显差别。据此她认为，我们拍照的动机可能并不是为了给大脑“卸载”，而是为了更好地记住那些有意义人、事物和经验，所以拍照时会看得更仔细。
这些实验都选择了博物馆作为场地，结论或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的拍摄。但在现实中，很多人对靠拍照来记忆确实抱有否定态度。
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拍照手机的存在削弱了明星和粉丝之间的联系——他伸出手和粉丝握手，粉丝却捧着手机兴奋地拍照或录像。“你可以说你拍到布拉德·皮特了，但不能说真的见过他。人们丢失了那种实际去体验的能力，只是不断地在记录。”克鲁尼说。
孩子出生后到一步步成长，父母会拍摄大量的照片，恨不得每根头发丝都拍下来。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玛丽安·盖瑞（Maryanne Garry）多年来研究摄影对于童年记忆的影响，她认为，人们不断地给孩子拍照记录是放弃“活在当下”的表现。“我希望他们把相机放下，只是看眼前发生的事。人们认为拍照是增强了记忆，我担心他们是在放弃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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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摄影的盛行，很多人拍完就将照片抛之脑后，不去整理，也不回看。盖瑞认为，这对孩子和父母都是一种损失，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要依靠父母的讲述来建构自我记忆。当父母们兴致盎然地拍照录像，想要尽可能地记录时，他们可能记住的细节并不多。
照片曾经确实是用来加强记忆、抵抗遗忘的工具。摄影术发明之初的达盖尔摄影法，将影像显现在镜子般的镀银铜版上，得到的照片是唯一的，无法复制和放大。当时银版摄影法被称为“自然的镜子”，每张照片都像隆重的纪念。我们拍下即时成像的宝丽来照片，也都是想要记住的瞬间，不会随意丢弃，而是将其归为精致的个人物品。胶片时代，照片的功能大抵如此。
银版摄影法照片中的摄影术发明者达盖尔，摄于1844年。图片来源：大都会博物馆官网
2000年，当胶片摄影的光环还未褪去，柯达公司曾宣布当年全球照片的数量是800亿——一个破纪录的数字。2010年以后，在手机摄影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每年产生的照片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据调查公司InfoTrends的数据，2017年全球产生的照片数量约为1.3万亿，是2010年的3倍，是2000年的16倍。如今，这个数字只会更大。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图像化，我们也越来越像视觉动物。照片还能否抵抗遗忘，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还记得荷兰策展人艾瑞克·克赛尔斯（Erik Kessels）那个震撼的装置作品《照片中的24小时》（24HRS in Photos）吗？他具体化了海量虚拟图像的概念，把一天24小时内全世界上传到图片分享网站Flicker的照片都打印出来，堆放在展厅里，约有35万张。这是8年前，并且仅仅是一个网站的照片数量。
2011年，《照片中的24小时》（24HRS in Photos）展览现场。图片来源：phaidon.com
这些照片对世界来说或许无甚意义，但对个体而言，它们组成了视觉版的个人历史，装着我们想记住的瞬间，和难免遗忘的信息。手机摄影的出现，让我们对瞬间的占有欲更强烈，如果可以选择拍照或不拍，恐怕很多人宁愿拍下再说。想想看，旅行时、看展时，我们的心态往往是：一个瞬间被拍下了，就等于拥有了，而没拍下的就好像意味着“我从未出现在那里”。
影响我们记忆的，不仅是摄影技术进步带来的照片数量攀升，还有照片介质本身。2016年，位于纽约的乔治·伊斯特曼博物馆（George Eastman Museum）举办过一个展览，名曰“事关记忆”（A Matter of Memory），主题是照片的逐渐去物质化如何影响我们与记忆的关系。
参展的荷兰摄影师贝尔蒂安·范马恩（Bertien van Manen）拜访了定居欧洲的移民，拍摄他们在家中摆放的最喜欢的照片，展现出他们与故乡回忆割不断的联系；俄罗斯摄影师尤拉·斯托克顿（Yola Monakhov Stockton）将放有相纸的纸盒针孔相机寄给朋友，相机在运输途中不断拍下照片，留下有迹可循的光影；美国摄影师戴安·梅耶（Diane Meyer）在家庭照片的人物脸部绣上十字绣，假借数字像素化的效果，表达了“遗忘”和“数字文件损毁”之间的相似性。梅耶在作品陈述中说：“我喜欢真实体验和照片表达之间的那种断裂，以及照片替代记忆的能力。”
欧洲移民家中摆放的照片，选自组照《给我你的照片》（Give Me Your Image），贝尔蒂安·范马恩/摄。图片来源：bjp-online
运输中的纸盒针孔相机，选自组照《后摄影》（Post-Photography），尤拉·斯托克顿/摄。图片来源：摄影师个人官网
家庭照片人物脸上的十字绣，选自组照《或许会被遗忘的时光》（Time Spent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Forgotten），戴安·梅耶/摄。图片来源：摄影师个人官网
最近，国内某短视频软件上线一款“自定义背景穿越”功能，上传一张背景图片后自拍，算法就会自动将你的轮廓抠出，把你“P”进背景照片的时空。不少人上传老照片，与过去的自己合影，或是与逝去的亲人同框，得到诸多点赞。在技术的加持下，影像中的记忆不再仅仅是私人物品，更变成自我呈现的手段和社交互动的工具——照片和记忆的关系有了更多可能性。
记得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一句台词，大意是：当一个人被所有人遗忘时，他才是真正地死去了。几百年后，我们或许会被亲朋好友和后代遗忘，但我们的影像仍有可能存储在某个云端，用手机记录的日常画面或许将成为可见的历史，我们的记忆将储存在碎片化影像中持续流传。你很难说自己被世界记住了，还是被遗忘了。
完成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的手机里又多了上百张照片。想不起某天做了什么时，就翻翻手机相册，那一天人们的神态、我的情感、街道的模样，又历历在目。
编辑 | 孔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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