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提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初审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拟允许老师实行“罚站罚跑”。其中，对于超过罚站、罚跑烈度的处罚行为，予以明确禁止，让体罚认定和合理惩戒分开走路。
网上虽不乏对“罚站罚跑算不算体罚”的讨论，但主要声音还是偏向于“站多久”“跑多长”。这表明具体化教师惩戒权内容，有了更广泛且坚固的民意基础。
落实教师惩戒权的进程充满坎坷。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这一具有里程碑的国家行动前，惩戒权一直都停留在讨论，以及各地因惩戒引发的师生冲突中。
由于缺乏对惩戒内容、形式及程度的详细界定，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有时慑于民意，对教师作出“顶格”处罚，由此令教师不敢举起教鞭，合理的教育惩戒难以实施。
正因如此，提出制定教师惩戒权细则才被寄予更多政策期许，从而有望改变一线教师“不敢管”“没法管”的窘境。
传统的教育惩戒，源远流长，植根于我们的道德文化。古人崇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教不严，师之过”。师长往往和父兄一般，来自恩师的惩戒也被视为教育道统的体现。随着教育现代化，科学的教育心理学、规范的现代学制及教育法律成为主流，教师惩戒权的道德色彩逐渐淡化。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惩戒权与“体罚”的边界模糊，以至发生纠纷时，教师权益很难获得法律庇护。
有些教师说，人们往往关注教育界“发生了什么”，却常常看不到教育界“没有发生什么”。以往不尊重学生、滥用教师惩戒权，导致学生权益被侵害的现象，让社会一边倒向禁止“体罚”，却看不到惩戒权也随之一盆水泼出。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以学生为本是最根本的教育理念，但这并不以无视教师权力、束缚教育权为必然前提。殊不知，教师主动作为和教师被动无为，两者的效果判若云泥。教师惩戒权的失落，不仅是现代教育推陈出新的沿革造成的，更是在重视学生主体地位、学生权益的“聚光灯”下，对体罚与惩戒关系的机械理解、法律中对教师和学生权利保护的不对称、惩戒权迟迟未能明确的内容宽泛所导致的。
因此，唤醒沉睡的惩戒权，需要法律的明确认可，让惩戒权更有针对性，从而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维护好师道的尊严。同时，这也有利于避免教师惩戒再度跑偏，走向变相体罚的极端，上演“一边倒”。
我国各地教育发展水平并不同步，这就需要地方制度学会思考，在教师惩戒权问题上因地制宜、主动探索，作出既符合国家文件精神，也兼具现实指导性的政策创新。
尽管“罚站罚跑”只是对教师惩戒权的初步探索，但这种具体化的探索，丰富了教师惩戒权的内涵边界，提高了惩戒权的“分辨率”。广东方面的积极作为无疑是一种鼓舞和示范，结合国家层面的惩戒权落地决心，未来或将迎来各地更有方向的惩戒权制度创新接力。
当然，政策落地只是明确教育惩戒权的第一步。教师惩戒权的回归，更体现在教师的日常教育活动中。教师落实惩戒权的实际操作，究竟是大胆作为还是保守如故，更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以及家长们取得更多共识，从而让惩戒更好地辅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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