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表舅，年过半百，从职校毕业后，就一直在郊区一家老牌国营工厂上班。最近，因为厂子的绩效并不算好，上面又正好拨下了一笔用于补贴那些愿意退出岗位的高龄职工的经费。他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继续在厂子里干下去，直到60岁退休；要么拿走30多万元的一次性补贴款，提前退休，回家领取养老保险，从此和单位再无干系。
听到这则消息，我很快算了一笔并不复杂的经济账：在工厂，表舅的月收入大约是7000元，一年下来，满打满算不过8万多元。表舅距离正常退休还有5年，干到退休能赚到的工资也不过是40万元出头。现在提前退休，不仅可以直接拿到30多万元，还能早领5年养老保险，怎么看都不吃亏。在我看来，表舅最好的选择就是拿好补偿，回家养老。
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意见竟然没能得到任何长辈的赞同。他们并不认为我算错了经济账，而是普遍表达了对“从此和单位再无干系”的隐忧。尽管说起单位到底还能给表舅带来怎样的好处，谁都难以说清，但他们一致认为：一个为单位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工人，一旦离开了单位的环境，其生活也就相当于被抽走了一半。在他们眼里，一旦与单位脱钩，也就意味着这个人从此失去了保障，因此难免充满焦虑。
最终，这场亲戚间的谈话，以我这个小辈的“完败”黯然告终，我虽然终究无法认同长辈们的观点，却以此为契机，思考“单位”对上一代人的特殊意义。“单位”这个听起来平淡无奇的概念，指涉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工作场所”。
我对这种意义并非一无所知。我出生时，全家住的房子都是单位分配的职工宿舍，后来才由我们出资买下。长大一些，我上的幼儿园则是爷爷奶奶单位的附属幼儿园，小伙伴们的家长都是爷爷奶奶的同事，也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上小学时，我正好就读于姥姥供职的学校，受到了老师的不少照顾。
说来还有几分骄傲，小时候，我的父母都是大名鼎鼎的首钢集团的职工。在他们的描述里，我惊讶地了解到，原来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首钢周遭尚未城市化，还都是村舍农田的时候，便已被称作“十里钢城”。厂区之内，不仅有办公楼与工厂，也有住宅、餐厅、商场、学校、公园、剧院、泳池……总而言之，对那时的职工而言，首钢便是一座应有尽有的生活之城。
那些在单位里的长辈，获得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在他们的人生里，“单位”不仅是一个章节，也是“作者”。单位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家庭与友谊。
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职场意识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尽管在平时聊天时，时不时还是会用“单位”指称工作的地方，但这个概念的意义早已大大缩减。在当代职场里，一份工作往往就是一份工作。与此同时，每一个普通人与外部社会的联结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元。那种一个单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则完全变成了“田园牧歌”的想象。
其实，“单位”概念的淡化，反映出普通人拥有更灵活的社会状态。每个劳动者获得自由择业的机会，而不会被单位锁定在特定的位置上。这种“自由”对劳动者而言既是一种充分选择的权利，也是承担更多责任的挑战。年轻人一踏入职场，便必须学会对自己负责，而尚未离开职场的上一代人，则必须学会新的游戏规则。
有人对这种转变表示喜闻乐见，也有人对这种转变扼腕叹息，无法放下心中对“单位”的执念。但是，不论怀着怎样的态度，我们都应看到一个确定的事实，那就是这个由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再有什么走回头路的可能。与其思考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更重要的还是要理解变化背后的社会结构变化，不断适应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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