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广网报道，日前国家文物局官方微博通报称，山西省高平市政府近日召开了山西省2019年文物建筑认养北部片区推介会，山西10家企业和集体与所认养的三王村三嵕庙、奥治全神庙等10处文物建筑所有人签订了认养协议。
尽管“文物认养”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它与之前诸多文物保护的精神一脉相承：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借助更多社会资源来保护文物，也是它的宗旨。正如山西省文物局官方表示，“我们特别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认养文物模式增加了养护资金的来源，有助于从社会上筹得更多养护资金，减轻政府压力，同时让更多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
中国璀璨的历史文化浩如烟海，珍贵的文物也难以计数，能被博物馆收藏、保护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根据国家文物局2017年的调查数据，全国共有可移动文物10815万件，不可移动文物也超过了76万件。“文物认养”有助于弥补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漏洞，尤其是面对大量不可移动文物时，它的作用不可小觑。
顾名思义，所谓不可移动文物，就是指那些与所处环境融为一体、难以被搬运的文物遗迹，包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等等。这些文物有不少地处偏远，或在荒郊野岭外，或在深山沟壑里，而且终日风吹日晒，还要面对文物破坏者的潜在威胁。这次山西省被“认养”的三王村三嵕庙、奥治全神庙等文物，就属于博物馆保护范围难以覆盖到的不可移动文物。政府文保部门要给予它们必要的保护，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未必能起到理想的效果。
不久前，笔者探访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博物馆时，馆长向我讲述了当地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困难。当地可谓地广人稀，很多极具蒙古文化价值的岩画、石雕散落在茫茫的草原深处，文物周围方圆几里可能都渺无人烟，如果有人恶意破坏、盗取文物，则极难防范。为此，当地不少牧民自发表示，愿意在自己管辖的牧场里保护这些文物，放牧与巡逻两不误。再经过博物馆的统一安排，这些散落在各地的不可移动文物，便增加了安全系数。
其实，这就是一种初级的“文物认养”，只是它的形式非常原始，出自牧民对文物的朴素感情。那么，如果我们能将这种非官方的保护举措推广到更大范围内，以更明确的规则来落实，岂不更好？
其实，早在2002年，苏州市为了保护当地的古建筑，就在《苏州市古建筑保护条例》中提出“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购买或者租用古建筑”，这算是“认养”当地的古建筑的一个简单办法，但活跃资本的意味更浓，既有保护文物的意味，也有刺激旅游资源的目的。不久后，黄山市发布了《皖南古民居认领保护办法》，以专门文件的形式，规范了对古民居“认养”的方法。尽管这些举措与今天的“文物认养”不完全一样，但已经呈现出了“认养”的雏形。2017年，山西省也印发了《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这次引发媒体关注的“文物认养”事件，其实也是这个规定执行后的正常结果。
从上述情况看，“文物认养”是一个大的趋势，从长远来看，它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动员，需要多个领域资源的互动。当然，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在具体执行中，可能还有不少亟待改进的地方。比如，如何保证个人或企业在“认养”后，能以专业的保护举措对待文物？如何能杜绝“认养”后，资本市场对文物遗迹的过度开发，甚至变相地破坏文物？如果未来产生了“文物认养”的民间市场，是否应该有更明确的入场资质审核、更严格的监管举措？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甚至已经萌芽的问题，文物保护工作者应该审慎思考，积极应对。
撰文/黄帅
微信编辑/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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