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要扎在人民和生活中

2019-11-14 | 军事+来源: 解放军报

陶玉玲,国家一级演员,1934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49年进入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戏剧队学习。她参与演出了话剧《东海最前线》《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没有航标的河流》《任长霞》、电视剧《光荣之旅》《张培英》等优秀作品。曾获金星奖电视剧优秀演员奖、“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授予)、金鸡奖、百花奖、表演艺术学会终身成就奖等。二妹子、春妮、吴爱花、张培英……陶玉玲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形象,尤其擅长塑造女军人和军属,被观众亲切地称为“永远的二妹子”。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军队文艺这条道路的?

陶玉玲:1949年4月,我的家乡镇江解放了。我在中学看到解放军一个文工团演出的话剧《白毛女》和《血泪仇》。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戏,原来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这两部剧把我看哭了。文工团的作用太大了,当时想,我要是能参加解放军就好了。没过多久,华东军政大学来到镇江招生。我要去,但我没满15岁,而且一天都没离开过家,父母舍不得,他们也没见过女孩子当兵。姐姐陶玉平对我说,你得去。说服父母后,我就跟我的几个同学报名进入了华东军政大学,被分配到文艺系,系统学习表演课程。

记者:在华东军政大学的这段学习经历,哪些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陶玉玲:我们每天必须得起床打背包、打绑腿,6点钟出操,然后吃饭、上课,下午还要军事训练,晚点名后大家要坐下来检讨一天的生活。现在我离休这么多年了,还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老兵,就是那时充满组织性纪律性的生活打下的基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校长的第一堂课:“同志们、学员们,我今天不说别的事情,只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这堂课奠定了我革命的人生观,不管做哪项工作,都要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我记了一辈子,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记者:您毕业后到前线话剧团当话剧演员,早期的话剧作品《东海最前线》曾在军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能讲讲当时的经历吗?

陶玉玲:《东海最前线》是编剧白文以东山岛战役为素材创作的大型话剧,我饰演的是女主角杨赛英。这部剧排练完后,我们就下部队为官兵演出,演了100多场,几乎走遍了原南京军区负责守卫的大小岛屿。后来就被调到北京演出,当时演得很轰动了,我和剧中演员杨兆权的剧照还登上了《戏剧报》的封面。演出过程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我们去福建云顶岩哨所,为那里的一名战士单独演出。我们坐的大卡车上陡坡时,驾驶员换挡没换上,车开始往后溜,车后就是悬崖峭壁。我们团长马上喊,不准往下跳!大家就扒住了大卡车,幸好有块大石头把车轮挡住了。后来,我们就徒步行军上云顶岩,演出完又徒步行军下了山。一路上我们踏着月光唱着歌,回想起来是很浪漫的。

记者:电影《柳堡的故事》是您的第一部电影,您因为塑造了“二妹子”这个经典人物形象而被人们所熟知和喜爱。

陶玉玲:如果没有《柳堡的故事》,我可能只是一个话剧演员。195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电影《柳堡的故事》,导演王苹到处物色“二妹子”的扮演者。编剧胡石言、黄宗江看过我演的话剧,就向王苹推荐了我。那时我正下部队演出,他们就从南京追到了舟山群岛,最终在岱山岛见到了我。我们那会儿演话剧一般一场是4个小时,一天演3场,等于没什么休息时间,一直化着妆,我的眼睛得了麦粒肿,肿得很厉害。他们找到我,给我照相,我也没在意,肿着眼睛就拍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拍电影是咋回事。但是王苹导演说,我就是她要找的那个女孩,“她太朴实了,你怎么照她都不装,我要的二妹子就是要两个字——朴实”。一部影片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要从生活出发。在江苏省宝应县柳堡镇,导演让我们深入生活,在当地去学划船撑船,跟着老乡去劳动。电影拍摄了约有一年的时间,公映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电影主题曲《九九艳阳天》也广为流传。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接见我时说:“你是在《柳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好啊,但不要骄傲。”那个场景我始终难忘。

记者: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年公演,是前线话剧团的经典代表作。后来又被拍摄成电影,上映后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您饰演山东老区女支前模范春妮,成为话剧史、电影史上的经典角色。

陶玉玲: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本,是沈西蒙、漠雁、吕兴臣根据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创作的。1963年春天,漠雁在苏州为《霓虹灯下的哨兵》改最后一稿。他写信给我,让我准备出演春妮,说春妮就是根据我的特色和气质写的。话剧排练前,我在南京路上体验生活了1个月,和军属一起摘菜、做饭,和“好八连”的同志们一起到路上去给群众修鞋、做好事。这部话剧在南京一演出就很轰动,我们又到上海、北京演出。这部话剧,周总理看了7次,还曾经帮我改过台词。他问我,“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啊?”我说是小学文化程度。总理又说:“小学文化程度写信写‘两小无猜’,大概写不出来吧?也不贴近生活,你看能不能改一改啊?”我就对总理说:“要不,我就说我和陈喜从小就一块在农村长大?”周总理说:“这不是挺好吗,这不比你那‘两小无猜’更生活化吗?”

记者:观众觉得您的戏特别生活化,比如春妮,有人曾说,感觉您就是从山东来的妇女队长。大家都想不到您是出身江南的大家闺秀。对此,您有哪些体会?

陶玉玲:对于剧本,要有整体的深入领会。比如,春妮与陈喜的感情线上,有青梅竹马的爱情,还有在家乡共同战斗的生活。表演要投入、沉浸到情节中,要尽力体验角色内心的活动。塑造人物,既要有深刻的内心体验,也要有精湛的形体动作、语言、人物造型。

另外,就是演员要有生活。我刚到华东三野解放军艺术剧院的时候,并没有立即上台演出,而是到了山东张店的一个连队当兵。除了同战士们一起训练、摸爬滚打、当文化教员外,更重要的是我住在老乡家里,体验到了老区人民的情感。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在农村生活。我住在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家。她的亲人大多都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我在那学会了用轱辘把汲水,学会了干庄稼地的活。这半年时间,我不仅熟悉了农村,而且也理解了老区人民对人民子弟兵深厚的感情。后来再演春妮等角色时,我就很容易找到感觉。

记者:1983年上映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您在其中出演了角色吴爱花。这部电影1985年获得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电影中有一出戏,让人印象深刻。分离30年后,遍体鳞伤的吴爱花巧遇盘老五,她没有泣不成声,而是控制住积压了多年的情感,苦苦的一笑,转身走了。导演吴天明评价您是“心似黄连脸在笑的表演艺术”,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陶玉玲:这部电影是根据叶蔚林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在河上放排为生的盘老五等人的遭遇。吴爱花是盘老五年轻时的恋人,是一个很悲苦的角色。我看小说时就很喜欢这个角色,演出也非常投入。当时我们拍摄,木排在湍急的河流上飞驰,非常危险,从来没有女人上去过。我觉得要体验一下放排的艰辛,就与男演员一起上了木排。当木排放到下游,岸上的老百姓看到木排上有一个浑身泥水的女人,都很惊讶。我有过历经磨难的生活,也有在河流上放排的体验,所以塑造这个人物还算成功。虽然电影中我的戏份并不是特别多,但却是我表演生涯的又一个里程碑。

记者:1992年,您凭借电视剧《张培英》中出色的人物塑造,获得了第5届全军电视剧评选“优秀表演奖”。您是如何通过表演打动观众的?

陶玉玲:从生活出发,演什么人就要像什么人。张培英是我们原总后勤部的科研人员,在搞科研的时候发生爆炸,她的十指、脸部被严重烧伤。她出院以后,觉得自己不能做科研了,就做了校外辅导。她身残志坚,非常感人。演出的时候,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给我做了假手,我的手指头一直是弯的,不能伸直。化着妆,我不能上厕所,所以我拍摄时基本不怎么喝水。这个奖其实应该颁给张培英,我就是演了她,才赢得了观众的认可。我演过军人的妻子、妈妈、奶奶,后来我虽然得过3次癌症,但我想到我演了这么多的英雄,遇到困难时想想她们,就感觉特别有力量。

记者:对军队的年轻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陶玉玲:对演员来说,根要永远扎在人民中、扎在生活中。我的一生就是要做好两件事:做一个好党员、当一个好演员。活着的每一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以文艺为武器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价值。

(夏董财、庆 阳整理)

笑容依然灿烂

■袁丽萍

陶玉玲的影迷说,开始喜欢她,是缘于她在电影中的笑脸。

《柳堡的故事》中二妹子对镜理妆的笑,《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春妮初到南京路时的笑,都是那么甜美、清纯、淳朴。

这样的笑,留在亿万观众的记忆里,标志性地镌刻下陶玉玲的艺术个性。

戏如其人。生活中的她,热情、乐观、豁达。

某年盛夏,她去南京火车站慰问南下部队。她在闷罐车里朗诵诗歌,从车头一直演到车尾,十几节车厢走下来,满头大汗,依然笑容灿烂。

采访这日,她一袭红装,笑眼弯弯,始终微笑着,不减当年风华。

98岁的胡可老师曾说,陶玉玲比我小十来岁,年轻。

的确,命运总会偏爱那些爱笑的人。

作者:袁丽萍

责任编辑:王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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