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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通过修订，明确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有关法律禁止食用的其他野生动物。据悉，这是广东“史上最严”的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制度。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相关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等。
经过此次疫情后，保护野生动物、禁食野味已成社会基本共识。对于社会上一些根深蒂固的食野味陋习，完善法律规定、加强执法力度也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必须承认，这一转向较大的法律和政策改变，也给既存的野生动物养殖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如何帮助相关从业者及时“止损”，有序开展退出和转产机制，成为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议题。
经过多年发展，野生动物养殖已经形成了较为庞大的规模。根据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公开发布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6年野生动物养殖业的直接从业者已经达到1408.98万人，所创造的直接产值约为5206.16亿元。
该行业前期投入较多、回报周期较长等特点，使从业者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禁食令等新变动时比较被动。在一些地方此前将野生动物养殖作为扶贫特色产业的背景下，一些从业者的风险抵御能力也相对较弱。
因此，在各地推出禁食野生动物规定后，对从业者加以政策照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毋庸置疑，地方政府完善补偿机制、推动资金扶持、指导转产落实等措施，可以极大地为从业者们纾解困境，帮助他们平稳地渡过缓冲期。而要使相关措施更为精准，就有必要加强前期的深入调研，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精准施策。
比如，据《光明日报》报道，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丞经过调研发现，所调查的家庭养殖户中80%都有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帮助养殖户办理贷款缓缴等方式，就能够有效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其实，为协助从业者渡过难关，广东省河源市、四川省攀枝花市、云南省楚雄州等地都在积极制定退出和补偿方案，也摸索出了一些比较有益的解决思路。比如，在“退出”层面，可以由政府部门出面提供补偿，通过放生放养、捐赠动物园和科研机构等途径，有序安置既有的野生动物。
在“转产”层面，则可以通过加强培训、提供专家咨询等方式，帮助养殖户利用既有设施，尽快重新寻找合适的养殖方向。例如，在广东省东源县，就有养殖户在当地扶持下，放弃养殖竹鼠，开始种植香菇和扩养三黄鸡等。对于这些可行经验，各地一方面可以积极学习，因地制宜地予以推广。
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权责，保障政策执行的动力。广东省肇庆市近期的行动就关注到了“责任主体”的问题，该市确定了“属地管理、应退尽退、依法补偿”三个原则，并明确县（市、区）政府为责任主体，负责本辖区以食用为目的的陆生野生动物养殖场、养殖户退出和调整、转产。不得不承认，野生动物养殖退出是一个新生问题，也是对各地政府治理能力的新挑战。细化责任可以明确行动方向，防止可能存在的部门扯皮、推诿等“懒政”现象。
针对全面禁食野生动物规定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广东省林业局局长陈俊光在3月31日回应称，近期广东省将研究出台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市、县开展相关工作。在全国推进复工复产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期待各地能够尽快细化相关指导意见，明确主体责任，帮助相关从业者及时“止损”。
流程编辑：任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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