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按下载图片
在南都近日推出的“战疫口述实录”中，一位担任武汉心理志愿者的心理学高校教师介绍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求助案例，表示复工后焦虑者大增，并强调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潜伏期”较长，志愿者要做好长期为求助者进行心理咨询的准备。
突发性灾患发生后，经历过的当事人或多或少会出现心理创伤，比较普遍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创伤后的心理危机，指的是目睹、听闻或亲历危害自身或他人生命安全的不寻常事件之后，所产生的情绪反应。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一般性心理应激障碍较为普遍，而如果心理反应过于强烈或持续存在，可能发展为精神障碍，其发生率约为10%-20%。
经历疫情的当事人，部分人在突然失去至亲、遭遇强烈恐惧等方面与灾难经历者的情况是十分相似的，例如，无法接受失去亲人的事实而逃避，作为“被留下的人”的内疚等等。在武汉心理志愿者提供的案例中，有因妻子患了新冠肺炎离世的男子，整日消沉、不说话、变得冷漠，只顾上班养家，养育幼儿。这样的状态并非丧妻之痛已然过去，而是由于创伤太大而选择回避，这是比较典型的PTSD症状，如果不进行心理干预，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心理问题。
而经历疫情的很多人，尤其是自己和亲友都没有患病，却受到疫情“次生灾害”影响的人，则有着其他更为隐蔽却普遍的问题。例如，过度地警觉，长时间隔离造成的心理阴影，为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而对未来感到无助，或是担心受到歧视等等。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一位非武汉籍的武汉务工女孩，因封城而独自被困在办公室，长时间封闭导致了低落、焦躁、抑郁，深夜哭着想跳楼时拨通了心理热线，在志愿者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心理辅导后终于放弃轻生的念头。
这样的案例也许有点极端，但在封城和居家隔离中，产生心理问题的人，却很可能不少。担心被歧视的人则更多，不只是新冠肺炎康复患者有这样的担忧，每个普通的武汉人都有，尤其是在外务工的武汉人，毕竟，此前已经有一些歧视的案例。此外，因为疫情而影响生计产生抑郁情绪的人也有很多，虽然他们的问题并不能通过心理干预来解决，但心理干预至少能让他们好过一些。
心理干预需要专业，也需要及时。对于经历灾患的人，尤其是对有心理创伤的经历者，干预得越早越有利。本次疫情在暴发期的时候，已有若干专业的公益志愿者组织参与，心理辅导志愿者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各组织对心理辅导志愿者的要求，基本是有心理学相关专业知识且有强压下进行心理辅导的经历。这些志愿者通过电话、社交媒体等方式，为求助的患者、患者家属或是普通人，提供了及时的心理援助。
心理干预是“战疫”救援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战疫”下半场，心理干预应担当更重要角色。在全球的重大灾患救援中，心理辅导已被列为正式医疗救助项目。
本次疫情的心理干预，需要更多方力量的参与，尤其是政府相关部门应作更多努力。光靠志愿者的力量是不够的，武汉和武汉人所经历的创伤，需要得到更专业的多渠道心理辅导服务。2002年的大连空难中，政府曾邀请精神卫生学专家为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干预，18年过去，本次疫情中理应动作更快、做得更好。
同时，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后，时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的张侃公开呼吁，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而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曾制定20年心理救助计划。疫情造成的武汉和武汉人心理创伤，需要多长时间的心理干预，需要专业人士来制定计划。而上述武汉心理志愿者表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通常会在3个月甚至1年后才爆发，平时多处于不求助的回避状态，因此，也许数月后才会产生大量求助。况且，心理辅导需要建立信赖关系，很难一蹴而就。因此，长期的心理干预准备和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疫情为武汉带来的创伤不容忽视，而承认创伤的存在，以专业的态度介入，是帮助武汉人面对创伤的第一步。
流程编辑：王钟的
相关文章
更多精彩, 请下载中青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