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夫人》：既可以滚一块石头上山也可以滚一颗草莓上山

你是女权者吗？

——你是女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如果你穿裤子，而不是裙子，那这个答案就是肯定的。

而就是在这样一群穿裤子的推进ERA法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女人们面前，站起了一个穿裙子且要让女性“只穿裙子”的施拉夫利。一言蔽之，这是个一群女人要求男女平等，另一个女人拉起一支队伍，反对男女平等的故事，理由是，男女平等不重要，因为女人已经通过婚姻“更加平等”了。该案也最终未被写入美国宪法，直到2012年最后一个州的通过，已距有效时间四十年。

当然，在这四十年内，千百万女性无论是否女权都得以穿着裤装，然而在今年，这部还原上述真实历史进程的剧集《美国夫人》推出之时，现实中的女性问题离一个光明的结局，仍远不止四十年。

以“命运”作为片头曲

该剧主演，已拿两座奥斯卡的凯特·布兰切特曾经表示，愿以其中一座换取一座艾美奖。该发愿随着《美国夫人》的播出，变得指日可待，只因这是一部“复义”的剧，它的复杂性甚至让人迷惘于其态度，以至于本剧真实原型——女权运动领袖格洛丽亚在观后表态：这部剧很荒谬。

但在我看来，本剧放弃了通过创造正面形象来窄化价值观的方式，为的是不做立场的宣传，而是“展示”。

本剧首先讲的不是个体，而是一群“美国夫人”——之所以从施拉夫利的视角展开，不过是从“以女性身份反女权”的人物戏剧性和结构便利着眼，但其实它是一部围绕ERA运动的正反两方的群像之作。

其次，本剧讲的是“美国”——与其说ERA是单纯的性别运动，不如说是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和政党利益的博弈，而该底层游戏延续至今，映照着希拉里失利和特朗普当选的底层逻辑。

在这一切表象之下，本剧讲的是“人”，讲的是无处不在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而我的兴趣也主要在这一层，并以为本剧如果达不到这一层，本身就是一种性别隔离——

只要我们认同女人是人，那么女性的问题，就既要性别化地看待，也要去性别化地看待，这也是本剧选择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作片头曲之趣味所在。

反女权最激烈的人

恰恰是身体力行的“女权主义者”

反ERA的领军人物施拉夫利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但她两次落选议员，真正改变命运的还是在于嫁给了年长十八岁的富有的律师老公。应该说，对那些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她的台词，诸如“所有行为检点的女性是不会遭遇性骚扰的”“我从未感受到被歧视，而那些感受到歧视的女性，只是因为她们自己不够努力”，本身不值一驳，因为与其说她是反女权主义者，不如说她是个对于女权问题毫不在意的政客——她的“观点”不过是先射箭后画的靶子，如果支持ERA能够为她带来更大的效能，她也未必介意改弦易张，并为此再定制一套理论。

施拉夫利身上，有着一种最普遍的现实立场，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有，特别是在备受出身局限，又充满野心、能力和生命力的人那里，尤为常见，应该说，他们都和《红与黑》里的于连有交集。

现实主义者固然会在现实中享受红利，施拉夫利也因此攻城略地：她作为反平等的女人而充满政治噱头，并准确抓住了家庭主妇怕失去生活供养的弱点，通过偷换“平等”等于“相同”的概念，在演讲中将女权者污名化为“一群嫁不出去，想让我们一样进入悲惨境地”的人，由此而迅速切入了四千万家庭主妇阵营。在她的对手用大量时间办杂志写书搞启蒙时，施拉夫利用同样的时间发动主妇们做面包，发给“赚取”面包的男人们——改变选民，创造选民，远不如讨好选民来得有政治效率。

施拉夫利并不关心家庭妇女的实际处境，最大的悖论就是，她捍卫的是使别人成为家庭主妇，而她本人就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明星，是个身体力行的“女权主义者”，包括她的同僚，也早已被培训成了会精算制表处理文件的“职业女性”——她们通过让别人做面包，自己赚面包。

当然，除了慷他人之慨外，施拉夫利本人也是不平等的受害者：专家会议上，作为唯一的女性，她被极自然地要求做记录，她无法给自己的信用卡签字，她拥有五十五岁考取法学博士的能力，但能否就读一样取决于丈夫的首肯。

正如前一阵某位丈夫在媒体大斥其带领公司上市的妻子“都没有给我洗过一双袜子”——一个足以带领公司上市的妻子却被要求去洗袜子，施拉夫利这个核安全专家一样难逃阴魂不散的袜子，她的家庭本身也是一场两党“政治”，只不过她的丈夫用“我是这个家的律师”来宣示地位，而她用更具手腕的怀柔而已。与此同时，她公开反对同性恋，并鼓吹“同性恋是一种变态”，而她的长子就是同性恋。正因其言行的矛盾百出，施拉夫利在被授予博士学位时被母校评价为“职业生涯表现出追求政治目的的反智主义”。

有人利用现实有人试图改变现实

应该说，施拉夫利和ERA女性遭遇的现实问题是一样的，但反女权者绝不是因为蠢，只不过是面对现实时，她们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已——前者利用现实，后者试图改变现实。

后者就是以贝拉为首的ERA领袖们，这群理想主义者。施拉夫利只需要整合现实，她们则必须将理想整合进现实——最早代表激进主义的贝拉，为了获取男性政客的支持，不得不牺牲掉那些被他们性侵的女秘书们，logo式的格洛丽亚需要不断认识自己和男性政客与虎谋皮的现实，第一位参加总统竞选的黑人女性雪莉必须面对自己既是女性又是黑人的问题。与施拉夫利相比，她们追求的皆非一己私利，然而和政治家谈道德，就像烤鸭和全聚德谈道德一样天真，因而革命，远不是举起大旗那么简单。

只要是革命，就有激进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在复杂庞大的整个社会系统中，最终结出怎样的果实，是没有事前诸葛亮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特别沉迷于这种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推演分析，简单说，俄法战争中的拿破仑作为一介英雄，尚且不过尔尔。而在《美国夫人》里，ERA组织内部也常有“巴别塔时刻”，她们各执一端，虽踉踉跄跄地不断统一，却揭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不是运动太复杂，而是现实太复杂，这个现实，也包括她们自身。

生而为人，不过是现实有现实的代价，理想有理想的代价，至于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是趋利避害的，只不过每个人对“利害”的定义不同罢了。

在这个意义上，平权运动是合并性别的，正像那个把蛋糕砸在施拉夫利脸上的ERA者是男人一样，绝大多数的女性领袖都有坚定的男性伴侣，他们恩爱有加并肩作战：吉尔的丈夫马克致力于当选副总统以支持妻子的女权运动，布兰达的丈夫马克出版《男人机器》对ERA进行人性意义上的披露，而贝拉被解职后她的犹太裔丈夫陪她告老还乡。

归根结底，这是一场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的实验。而值得思考的是，他们的对手并非是施拉夫利个人，而是施拉夫利的市场——只要她们存在，没有施拉夫利，也会有施拉夫利B、施拉夫利C。退一万步说，即便ERA通过，也一样不过是法案高悬，一样是辜鸿铭所说的“割脑后的小辫子容易，割脑子里的小辫子难”。

现实是个套娃最外层的现实是权力

真正的难题，也就是真正的现实，然而谁人不需面对现实，包括施拉夫利在内——在她用反女权身份为里根的当选立下功劳后，因怕触怒ERA群体而被抛为弃子。所有人都在现实的套娃里，施拉夫利的“现实”之外有更强的“现实”，那就是权力，正如雪莉所言，“权力在一切事上永不让步”，它只谈利害，不谈主义。

今日女权主义在我国掀起浪潮，一场场辩论凸显的却不是观念之争，而是鸡同鸭讲，是路漫漫其修远。至于言必谈女权，释放的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性别焦虑和对现实的无力。从《美国夫人》来看，一切理想主义者，首要的绝不是建立一种主义，而是面对现实——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但确实是存在的。

从事实上看，对女性的真正解放，与其说是靠主义，不如说是靠避孕药的发明，靠工业革命的进程，靠人类的生产方式从体力迁移到了智力，靠社会就业岗位的多元化种种。只是走远了就会忘记，女性是什么解放的不重要，关键是得到自由。

更重要的是，任何时候，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将共存，往往理想主义者还不占据数量优势，因为他们一旦成为大多数，也就翻了个面儿，成为了现实之一种。正因他们是一个社会的奢侈品，一旦想要变成日用品，也就容易上演“塞给别人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的一厢情愿。

跨越现实和超越现实，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这就是理想主义者最难度量的步伐问题，只因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都是百足之虫，它中间浮动着无数因素，在历史存在和既得利益面前，没有乌托邦。

因此对理想主义者来说，需要时常警惕不被激情迷醉而陷入自我感动。我们不能因为对天堂太多向往，而对地狱缺乏认识。

不止两性，它事关于一切我们“直面惨淡现实”的真相时刻。既然我们可以像西西弗斯那样周而复始滚石头上山，再接受石头的坠落，那我们也可以接受自己滚一颗小石头上山，甚至是滚一颗草莓上山。

虽然我不想引用，但在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找不到更好的表达：

“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以上是卡尔维诺之语。而我想说，再痛苦的真相也是真相，在真相面前甄别，才是对理想的淘汰法则，而唯有真相，使人自由。

责任编辑：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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